胡峰当晚就写了一批自我批判的文章，准备在第二天的批判会的阅读,同时,他还再次提笔向给中宣部写了一封检讨书,从夜晚到天明，胡峰一夜未合眼，第二日一早，他吃完早饭，便骑上自行车，将醒送到了中宣部。
周副部长接收了胡峰的检讨书，他有些诧异的看着对方一眼,说起来两人早年前有过冲突，那是在1934年秋，同在左联的穆木天被国民党抓捕,释放后便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锋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与此同时，也有人说他‘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胡锋当然不认，于是同周扬产生了冲突，后来胡峰愤而辞职，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而当这一轮对胡锋的大批判到来后，周副部长其实已经亲自操刀写好了一篇批判文章，只是文章正准备交人民日报时，胡锋来到了中宣部上交了检讨，而历史也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曾经胡峰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拒不承认，一直到后来被判刑了，仍旧认为自己没错,他要坚定的维护‘学术自由’。
当然,周副部长写文章批判他，并不是说这是‘公报私仇’，事实上在周扬的这个位置上，主席都已经亲自下了评断，他作为中宣部的二把手，不出来组织批判，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胡锋的那些观点，本身就存在重大错误。
胡锋的检讨书，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周副部长坐在沙发上，提示他可以坐，不过胡峰却是选择站在那里，他对周副部长说道:“我现在是一个罪人，哪里有罪人就座的道理，我还是站着。”
周扬见此也便没有说什么，而是认真的看起了检讨书，只是越看越让周扬感到惊讶，这么一位倔强的人，他竟然在自己的检讨书里，承认了自己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错误，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观点，确实‘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愿意就此承担一切罪责。
周扬看完文章，思索了一会，说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从未动摇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变的?组织对你的这个改变抱有质疑,你是不是想借此逃避批判和惩罚?告诉我你心里真实的看法。”
胡锋站得很端正，不过却是低着头，他回道:“首长，我的观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王岩的文章，他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昨日的《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我看完之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过去我没有明白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也没有摆正自身的立场…。”
胡锋站在那里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而后他又将今天准备在批判大会上宣读的自我批判文章递给了过去。
周扬接过看完后,没有再听他的自我批判，而是说道:“你的事，我现在不能给予结论，还要看你最近的表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过去的错误观点不会因为一两场自我批判和认错就能解决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是，我接受国家对我的惩罚，但还是期望国家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愿意交待过去犯的一切错误。”胡锋说道。
周扬示意他可以走了，待到胡锋走后，他便来到了陆部长的办公室，将胡锋的事情上报了上去，陆部长看完了检讨书，也只有一句话，先看他的近日的表现，而后再考虑是否向领袖上报。
就在胡锋接受批判与自我批判之时，梁思诚也受到了批判，而这也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1955年1月初，那时方叶的文章还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时主席亲自点名批判梁思诚,而受到批判的主要人士包括:梁思诚、杜威、胡适、梁漱溟等人，梁的名字排到了胡适之前，可见主席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其实梁之所以被摆在最前面，还是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作为全国著名古建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梁先生在北京城建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比如从1951至1954年间，梁思诚发表了支持苏联民族建筑理论的文章,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因此受到了欢迎。
不过，他保护古建筑的心情太过于激烈，当时中央办公地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梁思诚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应当从古建筑中搬出去，择地另建一个办公大楼，那时国家刚建，又正在进行朝鲜战争，国家哪里有钱建设这样一座中央办公楼，因此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伟人听说此事之后,也对梁相当的不满，他说‘这是要把我赶出去’，因此在北京的城建问题上，伟人与梁产生了一些冲突，伟人因此相当的恼怒。
后来在执行苏联的民族建筑理论时，许多建筑学者在‘学苏联’的过程中，搞出了一种中式大屋顶西式楼体的建筑，梁思诚对于之种‘大屋顶’很不满，他认为那些建筑是‘穿西装戴瓜皮帽’。。
时间来到了1954年底，针对过去几年建筑浪费的问题,展开了批判，当时就有人指出‘民族理论建筑’建成的‘大屋顶’过于浪费,随着批判的深入，1955年1月，梁作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首当其冲。
而在此之前，伟人对于梁还是相当看重的，也给予了相当的礼遇，不过这一次的批判，在伟人的亲自指点下还是毫无意外的展开了。
由于梁思诚是建筑学家，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对于建筑并不熟悉，因此这场批判最后，主席点名彭珍来负责，随即彭召集会议展开了对梁的批判。
不过，这时的批判并没有像两年后反右那些激烈，梁虽然受到了批判，然而他这些批判，仅仅限于理论批判，主要表现形式上，都是以开批判会的方式进行，还没有到后来那样，将人拉出来公开批斗，然后暴力加身，所以梁思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受到了太大的影响。
二月份，由于从过去的政治批判改成了学术批判，所以政治引导基本结束，但批判仍在进行，北京的颐和园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学术批判写作班，专门用来批判梁思诚。
不过，对于清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他们一时间十分难以接受，过去中国的建筑主要是学习西方，但是随着新中国建立，学习苏联民族建筑理论，好不容易花了几年时间，将思想改变过来,，可是现在又展开了对‘民族建筑理论和复古主义’的批判，这使得学生们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造成了不少思维错乱，他们不知道梁思诚错在哪里。
梁作为建筑学家，他确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建筑形式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意见，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在大学里的建筑学家能决定的，何况当时决策下达之后，全国都在实行，梁思诚哪里有这样的能力进行决策和执行呢，可最后他被拎出来批判，学生们对此无法理解。
其中有一位叫黄报青的学生，认为梁思诚没有错，他认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这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只不过这位同学受到了系里的压力，不得不改正‘错误’，而这位耿直的学生在历史上的文革中，因为依旧坚持己见，最终被迫害致死。
客观的说,这又是一起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梁思诚，百口莫辨，只得接受这类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批判，就在他参加完二月份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上的批判回到家中之后,林徽因递给了他一封信，是远在同安县的方叶给他的回信。
“方叶先生的回信。”林徽因将信件递给了丈夫。
梁思诚赶紧接过信，拆开看了起来，信中方叶感谢他对于自己的关心，不过他却表示自己的写的文章会有人审核，如果不合适是不会见报的，所以这些问题不必担心，他倒是提醒梁、林两位先生多注意身体。
信中，他还就梁思诚受到批判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直言不讳的写道:“新中国建立后，建筑学者想通过新建筑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中国高大的形象，使中国人自豪的形象，这种建筑艺术的表现热情可以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二战后的波兰，伦敦在这方面都在进行着相同做法，因此梁先生的学术观点没有错，针对梁先生的学术批判，是权力者通过政治、组织手段对学术的严重干涉，是没有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代表性例子。”
方叶还认为:“民族主义建筑艺术变成了‘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这是可笑的，严重混淆了艺术的民族性和对美学的定“美是一种艺术表达,而审美具有民族性,但如果说‘美’也能变成主义上的错与对，那么什么样的美是社会主义的美，什么样的美是资本主义的美?我觉得银河系的大银盘就很唯美，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是不是要消灭银河系?这种观点十分的荒谬。”
“具体到这件事上来，我看法如下，基于苏联民族论进行的学术研究，虽然可能确实存在不符合当前现实或者时代要求的情况出现,但学术本身并无问题，而权力者不肯承认自己在决策中犯有错误，却将这种错误归究到学术上来，展开对学者的政治打击，这是权力者自身的问题。”
“因此，这是一场政治针对学术的事件。”
“从我对政治与学术的观点看，学术干不过政治，所以我建议在接下来的批判中，梁先生为自身保护的需要，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承认‘自身错误’。”
“虽然学者对权力者低头，有违个人风骨，但是学术对政治低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先生不因由此产生心理障碍，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这是给权力者一个面子，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我相信先生‘认错’，他们也会就坡下驴，不会再对您进行批判，毕竟他们心里也是有数的。”
方叶最后写道:“至于这场批判对于中国古建筑及建筑学科的打击是肯定的，甚至会直接改变我国未来的建筑学发展方向，但这是时代下的特征，先生应当要看到这一点，我期望梁、林二位先生保护好自己，留取有用之身以期将来，我相信未来这一切会有所变化。此致，敬礼。”
整封信,信封由钢笔写成,里面开头的‘梁先生’称谓和书信结尾的方叶签字是亲笔写就,但是信里面的内容却全部是打印出来的,当然要让方叶一笔一画的写信，他做不到，实在是效率太低了。
梁思诚轻吁了一口气，而后将信递给了林徽因说道:“你也看看。”
只待林徽茵看完，朝自己丈夫眨了眨眼，说道:“这位方叶先生真的大胆啊，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我看这封信，还是不要保留了。”
梁思诚从林徽茵手中拿过信又看了一遍，而后轻轻点了下头:“烧了吧。”
林再次接过信,而后走到了房间里的炉子旁，揭开上面的铁盖子，将信仔细叠好，然后连同信封一同塞了进去，一阵青烟升腾，她赶紧装饰上面的铁皮盖盖上。
梁思诚说道:“之前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方先生想得通透，他这是直击要害啊,不过他说得对，政治要对付学术，学术是干不过的，因此在这件事上，该低头还是要低头。”
“你打算认错了?”林徽茵沉着脸问道。
梁思诚点了点头:“不认错还能怎么办?胡锋的事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如果不认错，将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分子。”
他挪步往一旁的椅子上一座，接着说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人家要一个台阶，那我就要懂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对着干没有好处。”
“哎，可惜啊，这么多年的研究，终不能开花结果。”林徽茵脸有悲戚的说道。
“方先生说得明白，这是时代特征，国家要构建新的统治哲学,在这个过程之中，肯定会出现许多动荡，现在我们也看明白了这一点，那就要顺应大势，国家说如何做，我们便如何做，要先在政治的基础之上，再来学术研究和展开思想讨论，这也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梁思诚说道。
梁思诚说干就干，他拿起钢笔，拧开了笔帽，而后取过一叠纸，仔细铺开，提笔就写到:‘梁思诚检讨书’，下了决心，有了思路，检讨写起来也不困难，他在检讨书，深刻的检讨了自己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复古主义的问题，承认自己在过去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过程之中犯有重大错误。
“我在为国家进行建筑理论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脱离了社会实际需要，发表了一系列错误的观点，犯有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复古主义的重大错误，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我身上的一种深刻反映。”
“而这一切，是我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建筑理论，没有切合人民群众实际需求，从而犯有学术和经验错误，而我的理论在学术界又有着一些‘权威性’，这给国家在建筑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对此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责,我向国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检讨…,此后，我保证一定痛改前非，积极改造，希望国家再给我一个机会检讨书写完，梁思诚重新工工整整的滕写了一份，装进了皮包之中，而后拎着包就出了门，他找到了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将自己的检讨书交了上去。
接连两天，中宣部收到了两封检讨书，之前胡锋的检讨书，陆部长还打算再压一压，但是梁思诚的检讨书他却是不敢压，要知道对梁的批判归批判，但是梁的影响力却是很大的，而且之前主席一直对他很是礼遇，所以陆部长与梁思诚谈了一阵之后，并礼送出了门，转身上进了屋，便给中央办公厅打去了电话。
“主席，我们接到了梁思诚的检讨书。”菊香书屋里，陆部长将检讨书递了上去。
主席接过看了一眼,便放在了边上问道:“写得怎么样?”“梁思诚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检讨书写得很深刻，并没有回避自己的错误，他说今后一定积极展开自我批判，改正过去的错误观点。”陆部长说道。
主席吸了一口烟，微微点了下头:“既是如此，今后对梁思诚的批判，组织就不要插手了，让学术界自己去评价就好。”
“主席,我们不插手了?”陆部长愣了一下，这变化也太快了，大批判才一个来月就结束了?
主席说道:“政治有政治的目的，学术有学术的原则，政治也不要将其当成唯一，我们批判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将人打倒在地，这样就是‘左过头’了，今后的工作中要坚决避免这种‘过头’的情况出现。”
陆部长赶紧拿起笔记录了起来，主席接着说道:“上一次为什么要大家学习王岩的学术与政治的文章，就是过去我们过度强调了政治，忽略了学术的自由度。政治不能当成学术的评判，学术也不能利用其思想和观点来肆无忌惮的评价政治，二者谁做过头，就要的打击谁。”
陆部长点了点头记了下来，回道:“请主席放心，我们这段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一直在掌控它的尺度，批判仅限于理论层面。”
主席对此表示肯定道:“你做得不错，要继续保持，今后除非组织上做了决定，否则要禁止抓人批斗、限制他人自由的行为，这一点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做好要求，对于那些‘过头’的要勒令改正，给予必要的批评。”
“是。”陆部长答道。
方叶的一篇文章改变了胡锋的态度，而他的一封信更是提前结束了对梁思诚的批判，历史因为他的到来，虽然没能改变大势，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正在偏离，方叶不知道这种偏离最后将会造成什么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让曾经的激烈变得相对温和了起来。
第250章 丑话说在前头
全国如火如荼的思想大批判，并没有影响到了国家的正常建设,一五计划来到了第三年,过去三年间，从最初的完成经济恢复到展开全面建设，特别是156项工业，如长春一汽、太原电厂、重型机器厂、哈量刃具厂等等陆续奠基。
而在刚过去的1954年，更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新中国第一架初教五教练机在南昌起飞、上海机床厂继华昌机电后，第二个制造出了3160外圆磨床并下线、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官厅水库完成建设…。
当然这中间也有少不了在方叶影响下所诞生的新贡献，如新中国第一台电脑、第一台脱粒机、无刷电机、微型轴承等等。
另外华昌集团及其合作的研究单位，更是出现了一批原创新发明和新技术，如新型半导体晶体管、集成电路板、数控系统、电主轴、永磁伺服电机、磁带薄膜机等，共获得45项技术发明专利，其中集成电路板为世界首创新发明，比美国早了整整四年,华昌研究水平和技术贡献能力在全国工业领域─骑绝尘。
不过虽然华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方叶对此却并不十分满意,对于他来说，华昌整体上的制造水平最多达到了二战后期西方工业水平，远远没有完成他心中的构想，一切还任重而道远。
在方叶看来，只有计算机、数控机床、硅工业、集成电路、液压这四大块全部补齐，华昌集团才能在未来真正的站住脚，从此长成参天大树,而现在的华昌看似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但是方叶知道,它还是只有一条腿的瘸子。
特别是硅工业的建立，关系到华昌未来的生死存亡问题，而原本新中国硅工业的建立，要一直等到1957年，方叶显然等不了那么久，因此他的内心里其实是十分焦急的,不过他也知道，就现在中国硅工业完全一片空白状态，任凭自己如何急也改变不了事实，中国一没有硅提炼炉、二没有制备硅单晶的人才，三连相关专业书藉都没有。
如今新中国第一根硅单晶的发明人丁守谦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林兰英博士还在美国纽约,他只好找到了北就应用物理所的叶式中和汪光川二人，聘用他们进行硅工业的相关研究，然而两位先生之前并没有搞过硅半导体的提炼，国内也没有相关的专业书藉，方叶又不得不进行提供。
两人的研究已经一年有余，才将将看完了书藉，并且国内至今没有硅提炼炉，所以一切都是枉然，一直到了1954年的10月，在方叶的强烈建议下，中国向苏联提出的援助中才加入了硅工业和液压工业。
硅需要从铝土矿中提炼,因此国家将这个项目交给了辽宁抚顺铝厂，去年十二月,苏联的专家抵达了辽宁，在苏联专家的积极帮助下，时至二月，终于完成了提炼炉的选址工作，施工建设大概需要半年左右，不过来自苏联专家的援助热情很高，他们表示1955年九月以前将能生产出第一炉硅锭。
而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相关工业人才需要到苏联去培训，而在具体的生产工艺上，如硅片上的电路蚀刻，需要解决曝光机、浸润液、镀铜涂覆，超纯清洗水生产这些生产环节的材料和工艺问题。
曝光机的问题，方叶交给了长春光机所黄昆教授的光学研究小组，目前研究进度良好，至于镀铜涂覆工艺在天和电子已有技术积累，他们两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电路板上的镀铜涂覆工艺。
电路板与硅片上的镀铜工艺有相通之处，而不同点在于，一个是印刷后液相蚀刻，一个是曝光蚀刻。之所以硅片要采用曝光工艺，原因便在于，硅片基材相对PCB板材质不同，而且前者的面积太小，精度要求更高。
而曝光机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光刻机，其原理是将一块刻有微型电路线路的胶板(这块胶片除电路线路之外的部分全部按工艺顺序用黑色材料进行遮蔽)，而后将其置于曝光台上，下方放置涂有特殊浸润光感液体的硅片，当紫外光线投射到胶片上后，露出的电路将会被映照(蚀刻)在硅片上。
基于不同的电路线路、标记或蚀刻能力，它至少需要二至三次以上的重复曝光，才能完成最终的蚀刻。
整个工艺过程之中，需要经历第一次浅光源浸润、蚀刻、超纯洗，描出线路;第二次深光源浸润、蚀刻蚀，刻出需要深度，超纯洗;而后涂覆遮蔽材料，经烧结硬化后，进行遮蔽层电路蚀刻、再次超纯洗;其后才能开始镀铜涂覆，完成镀铜还需要最后一次液相或激光蚀刻,去除了基板上的遮蔽材料，保留电路，最后一次超纯清洗之后，才能得到一块完整的硅芯片。
如此复杂的工艺，就要求必须保证整个曝光过程中的精度，包括了曝光机能持续提供可调节的光深，保证其曝光精度，同时还保证不同工艺过程中菲林片自身和定位精度，因此以当前的技术纳米级芯片是不可能的，方叶将其放大了微米级,只要能保证初代机器的蚀刻栅宽误差在正负90微米范围内的精度，那便是成功，所以未来的第―枚芯片将会很大。
新中国在华昌机电的薄膜机出来以前，还不能制造膜薄，因为磁带和计算机磁盘薄膜的需要，方叶从1952年开始就买来了90年代薄膜机的图纸，经过两年的研发，现在已经能够制造出最薄0.12毫米的膜薄，菲林片国产的问题解决了。
而菲林片所需的酚醛树脂材料，新中国成立时年产能只有300吨,但随着胜利油田和大庆油田的成功开采，这一产能如今已经提高到了十倍以上，原材料的问题也成功解决了。
这种曝光机所需的浸润液和遮蔽材料相对简单，因此方叶只提供指向性资料，便交给了国内的多个高校化学系共同研究，目前新材料已经配比成功了数组，只待进行光源曝光验证。
最核心的激光光源问题，由于王大珩教授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五二六局得到相光的资料，因此研究进度很快，1953年，人类第一束人造激光在长春光机所诞生，1954年开始进行半导体紫外线激光研制,不过研究进度尚不明确。
所以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最关键的有硅提炼、硅单晶、多晶生长工艺，高强度紫外线制造,曝光机机器精密机械加工、研制和高透光率光学玻璃。
好消息是，早在1950年方叶就从无锡采购了一整套未来时代的镜片制造设备提供给了云光厂，他们生产的光学玻璃性能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使用，而要进―步提高透光率和偏振精度，则需要解决玻璃的新型镀膜工艺和打磨工艺，虽然这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但目前的问题已经解决。
为此，方叶常常暗自感叹，他曾经看过无数的援共穿越小说，那些主角们对于工业总是信手拈来，工业基础说有就有，分分钟就搞出了锗晶体管，搞出硅晶体管，搞出计算机，甚至穿越不过十年的时间，海军从零开始，航母出来了，海军都能无视美帝，出去占领澳洲，抢澳大利亚地盘了，对此方叶往往将自己带入其中，并感到羡慕不已。
他十分痛恨逼他穿越过来的不死拉夫星人，为什么它不给自己一个系统，那样他就可以分分钟刷出所需要的一切，然而那个该死的外星人不仅啥都不给自己，还让自己一路打‘怪’，玩工业升级，搞得他这几年累得像条狗，他十分羡慕曾经躺平的生活，那才是人生的真谛。
方叶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嘴中念念有词，如果此刻有人进来看到他这副模样，大概率会以为他得了失心疯，只是这些的未来规划，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上忙。
数控机床的研制,现在只剩下操作系统这最后一个难关，由于这是新中国自己开发的系统,更是前无古人的工作，虽然进度在他的加持下，已经神速,但是真正达到他要求的实用操作系统，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程序修改和测试。
去年,方叶向计算机所订购了一台计算机，夏培肃那边接到货后，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系统测试，只是基于那台计算机只有万把次的运算能力，这对系统的要求要高出了许多，也不知道新一代的计算机何时能出来。
想到这里,方叶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拔通一路转接，花了三四分钟的时间,终于接到了计算机所。
“华教授，我是方叶啊。”方叶手握电话，微笑着说道。“噢，我是华罗更，你是想问新一代计算机的研制进度吧。”电话那头华教授连一秒思考都没有，就知道了方叶来电之意。
“嗯，我这有些急啊，数控系统现在在那台乌龟上，只能搞些简单的指令，就算投入使用，也只能刻刻五星角、钻个孔、削个正方形什么的，其它高密度的坐标指令，根本执行不了，华昌急需要一台更高性能的计算机。”
华教授握着电话点了点头，说道:“你那边的情况，我听小夏说过了，不过你还得等一等。”
“要多久?”方叶问道。“八月份之前。”华教授说道。
“这么快!?运算速度能到多少次啊?”这下方叶有些激动了。
华教授回道:“要是搞十万次的,去年底就能出采了d非是增加晶体管和逻辑门数量，但我们研究之后认为，风止照现在的指令集，一万与十万都一个样，所以我们推翻原设计，并重新设计，将运算速度，从过去的一万次，提高到了三十万次,原本是想搞一百万次的，但总理说个能冒进，订异过从了总理的指示。”
方叶哗的一下转动起了办公椅，接着身体往后一靠,明明很是激动，却又是一幅装腔作势的声调说道:“那个老华同志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台数控机床，因为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使得研制受阻，这给革命工作造成了重大被动，而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加紧研制当中。”
“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掀起新中国伟大的工业建设高潮,展现新成果，同时也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我们需要贵所的新式计算机，用以尽早研制出数控机床，你看，那个，你们现在的这台计算机测试完成后，能否先提供给我们啊?”电话那头的华教授，呵呵笑道:“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一套了，这可不像你啊，帽子说了一箩筐，好像下一秒我不给你，就要反革命似的。”
华教授沉吟片刻说道:“方叶同志，那我现在就正式回答你，第一，这台计算机还在测调试阶段，如果一切顺昨，预计四月底到五月,完成测试，第二台生产最快也需要两个月,加上测试时间，所以我才说要到八月份给你，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第二，第一台原型机能否提供给你，这个我说了不算，你的能量大,要是真的想要,还是要向上级反映,如果首长同意，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
方叶嘿嘿一笑回道:“那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台计算机我要了，到时你们报个价。”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价格。”华教授握着电话推了下眼镜，随即回道:“卖别人的话80万人民币，卖你嘛,100万。”
“老华，你这打土豪呢，凭啥卖我直接涨20万?”方叶似有不满的说道，不过却是一点也没生气。
“因为你们华昌有钱啊，别人不知道，我们计算机所是知道的。”华教授回怼了一句，不过声调随即平和了下来，说道:“方叶同志，不瞒你说，当时这台计算机是按10万次规划拔的经费，后来提高到了30万次，计算机所的经费根本不够，我们多方申请，但国家经费紧张，因此也只追加了8万元。”
“计算机所为了完成研制任务，挪用了华昌给的其它项目经费还不够，又从数学所挪了一部分，加上研究员们共同凑钱，这才凑齐了60万，现在整个计算机所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至于这台计算机的定价，你知道我们计算机所说了不算的,如果提供给其它研究所，可能就是成本价，但所里现在还欠着研究员和研究经费的钱呢。”
方叶认真的听着华教授完，不由得一阵心酸，他想起了曾经历史上计算机的研制历史，当时国家开始只拔了五万元，整个计算机所十几人就靠这点钱，东拼西凑淘废品、买零件，从零开始研制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搞这种高新科研项目没钱支撑是真的不行。
而且也确如华教授所说，计算机所是没有定价权的，要知道前两年重工业和一机部因为赚了钱，却被主席一顿狠批,说是工业品价格定的太高,利润翻番赚，一年赚的比一年多，一心只知道发财,都不看看国家贫穷的现状，后来总理主持会议，重新厘定了利润率和主要商品价格，这件事才被平息了下去。
实事求是的说，国家目前钢铁的产量就那么一点，加上方叶搞来的马鞍山钢铁厂产能才将将三百来万吨，若按历史产量记录的话只有223万吨。
1953年中国才能生产无缝钢管;1954年才产出第一炉不锈钢，这些特种钢材的产量更是低得可怜，因此不管是普通钢还是特种钢，首先要满足工业发展需要，其次才是满足老百姓日常所需，如农具、基础工业品之类。
由于基础材料严重不足,这也就导致了后来为什么要实行票证制度,实在是东西只有这么一点，你也买他也买，人人都买的话根本就不够分。
中国本身不是一个铁矿富集度低的国家，总储量虽然世界第四，但是主要是贫矿和平矿，因此铁矿石资源严重不足,在这种形势下，计划体制，加上全面国有体制，实行资源的国家开采,从而保证当前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工业化程度极底,就连开矿要用的风炮凿岩机，都才在1950年在东北工业部组织了沈阳机械七厂等企业同时研制才搞了出来，但是生产量很低，根本不够全国使用。
所以这不是民族资本加入其中就能解决的，事实上改开以后，之所以民营企业带动了工业快速增长，原因是那时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技术还是资源，既能买进来又能走出去，而现在除了向苏联等社会阵营买，自己连大规模生产的设备都没地方搞去。
国家处处都要花钱,处处都很急迫，因此只能捡最重要的地方来做，重工业优先成为了定调，而也因为发展重工业需得开矿,才会紧急研制风炮凿岩机，可就是1950年研制出来了，到了1952年还是远远不够，不得不向苏联采购了—大批。
钢铁原料产能之所以难以提升，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开采和冶炼工业水平都很落后，加之矿藏本就不丰富，因此哪怕为了快速提高钢铁产能,国家拼尽了力气，花了所有的招数，到了1957年才将将突破了千万吨。
看似形势节节攀高，实则这一千万吨已经是绞尽脑汁后的成果了，总理和陈芸对此心中都十分有数，因此在1956年二五计划的制订上提出了‘反冒进’。
上一篇：人在综武，开始剧透人生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