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需要加以控制,否则越搞越大,最终会演变成政斗工具，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正常社会秩序，就说这些集会，将正常的生产活动停下来，不去搞生产，反而去搞批斗，这样的事情要坚决制止。”
主席点了点头，缓缓吸了口烟说道:“中央下发一个文件,以后群众类批判大会不再举行，以宣传揭露为主，党内及各级政府机关的批判大会也要停下来,以学习反思为主,所以相关活动在十月底前全部结束，今后不得没有中央命令，不得组织群众搞集会，尤其不能因为搞批判大会，就随意的停止正常生产生活活动。”
“好。”总理抬笔记了下来。
十月十二日，中央正式下发了通知,对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批林’运动做出规定，要求禁止以运动的形式搞批判活动，要求批判不得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和社会生产生活，并规定十月底前,所有运动类活动全部停止，相关的通知迅速下发到了全国，大规模的批林运动终于恢复了正常。
然而就在十一月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方叶再度通过五二六局上书,他分析了‘新经济政策’自一九六四年实行以来有关问题,题认为这个调整性政策如果继续施行，越到后面将越难以再发挥作用，会像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点书记处的四位书记自然知道,当初方叶就向主席几人讲述了‘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新经济体制’的目的和作用，前者在国内被称为‘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央高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它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内的实质性问题，‘改革’一词是谈不上的。
而苏联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新经济体制’是一场改革,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改革’既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改变原有的分配结构，只是将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动,而且还是试点性质,根本就没有在苏联全国推行。
苏联的这场‘体制’改革,以工业企业利润为切入点,要求在保持国家继续保持计划体制的提前下，减少计划指令，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加入利润和价格机制，甚至还允许货款等方式来刺激生产。
这套方式就当前愈发教条的苏联国有企业体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过它的问题也很大，首先便是缺乏长久的规划,现有的计划体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敢打破，导致这场‘改革’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补。
其次,‘改革’缺乏系统性,苏联的这场改革只针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小规模的修改，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深刻矛盾又不敢做出改革，不敢动计划体制一分一毫,同时国有利润分配与企业利润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自主了（实质并未能真的自主)，但是其生产成本、销售渠道、价格因素又未能全面改革，只是一味的扩大了企业自主生产权力和部分利润分配,而销售、价格因素的变化并不大,所谓的价格竞争事实上依旧还是老套路。
如此一来，问题就大了，生产的越来越多，分配的问题没能做出改变，社会的消费需求与大规模生产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直白的说，就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社会需求没那么多，而且企业内部的改革也不彻底,其改革并未是一个简单的‘扩大自主经营权’就能解决。
苏联国企内部早早就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且持之以恒，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套也玩废了，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上级管理官员在操控,企业内部的升迁，要么上级指定,要么就是受到厂党委—把手的强力干涉。
作为厂长，他实质上就是一个‘背锅侠’，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管理不善等所有问题,厂长要负责，但是他在厂内管理上，又并不能‘一言堂’，甚至连真正的决策权都没有，上级和厂党委将其控制得死死的。
面对这种情形,厂长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妥协，于是乎苏联国有企业内部就迅速的形成了利益集团，厂长若不跟他们苟合，很快就会被人整下去，而到了利益分配环节，厂长同样说了不算。
上级、平级及各管理层将大量的人员安插进了企业内部，不仅完成了对企业的实质控制,而且夺走了分配权。
比如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厂长根本无力解决，而那些有关系的可以走后门，为企业拉来资源,企业由此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指标和利润，由此从上到下形成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厂长处于中间位置,他自然也就失去了分配权力。
行政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早已被官僚控制,成为了官僚的利益分配器，企业内部充满了官僚化，从人员升迁、利润分配、甚至生产活动的所有环节，都被官僚团体和机制牢牢把控，这种情形下，苏联仅靠一个‘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根本不可能解决。
就像方叶在上书中写到的那样:‘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虽然没有苏联那样的官僚窃据利润分配，但是官僚化早已形成,厂党委集中制限制了厂长责任制的情形与苏联国有企业的内部情形如出一辄,甚至毫无区别。’‘客观的说,我国现下的国内市场发展得比苏联要好，这套方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企带来很大的向好的变化,但不会改变根本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经济政策，通过解除五大行业计划限制,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就能完全解决的。’‘根本性的矛盾不解决，不打破当前计划体制的限制，不彻底转变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不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解决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渠道问题，不解决分配矛盾等问题，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苏联式的‘小修小补’，二者的结局也是一样的――失败是必然。’方叶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国企五次改革为例进行阐述，第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国家率先解决国企‘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问题，并认为以此就能解决国企所面临的困境，然而自一九八零年选取的六千六百家企业进行试点后，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积极性,但国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如企业所有权、管理体制僵化、盈亏无法自主、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到了一九八四年,国家认为既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引入西方的商品经济模式,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卖什么价格由计委根据市场测算调整)，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也即国企归国家(地方公有制企业归政府或集体)，各级政府不得干涉企业运行。
然而改革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公有制企业，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部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地方管理部门或个别不良干部，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这一轮改革的举措无疑动了这些群体的蛋糕，于是以‘维护第一次改革成果’为名的‘反改革’声调顿时骤起。
中央没有退缩强力推行改革,规定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规定企业对一部分产品和商品的价格拥有定价权，也将过去计划的四百种商品，下降到了九种，八百五十种生产资料由政府调控改为市场调控，由政府拨款改为贷款，开始推行宏观经济。
方叶指出，他过去建议五大行业中的一部分商品拥有定价权,其理论就是来自这次改革，但改革的阻力重重，中央和地方政府过去还能从国企中捞好处,现在啥都没了，自然怨声载道，但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责问题依旧没解决。
于是中央于1988年推行了第二次改革,中央的一些高层干部灵机一动，发现既然农业上可以搞‘承包制取得了良好效果,那国有企业也可以这样搞,于是这一次采用的就是用农业上‘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解决国企经营权与管理权不清的问题，将大量的国企承包给原企业管理层,让他去经营。
中央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经营原则，对大企业实行‘承包’对下企业实行租赁，当年全国九成五的国企都完成了承包制改革,并且在管理权上还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将管理权从政务部门中完全剥离。
中央觉得，这样总行了吧，毕竟在农业上都成功了，然而当时的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工业企业管理与农业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企业讲的效率、是创新、是利润、是完全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权,而农业管理虽讲‘科学种植’，但各方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承包经营仅仅持续了几年就宣告失败了,其主要原因便是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未理顺。
国有企业的利润理论上为全民所有,现在将其一部分给了承包制，这本质上就是在损失全民利润，同时国家又在难持原有的利润分配机制（国家基数固定，多余的归于承包人)，国家的利润看似是保证了,但是工人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
原有的国有工人,他们在企业一干就是一辈子，拥有免费分房、医疗、退休等―系列福利,然而承包之后，承包人才不会管这些，国有工人并不能从承包经营中直接获利，这与农业承包后，农民直接获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工人不满意。
承包经营者的年限有规定，上缴国家的利润基数有规定，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因此他们开始追求短期利益，只想着在承包年限内,尽快的获利，至于企业最终结果如何,他们完全不负有责任。
成功者，并不会持续发展企业，而是继续以最快的速度捞钱;失败者，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并不能追究到其责任,留下一堆烂摊子，最后让全民来背锅，所以这场改革的结果，就是国家不仅未能让国企大发展,反而损失更大了。有利润的归了承包者,失败了全民来承担。
历经两次改革,采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最终都没能成功的挽救国企，反而让国企成为了国家发展和全民的包袱,并且成立的国家资产管理局，也因为利益群体的阻碍，被搞死了，到这里若不切割,将会对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巨大阻碍，于是国家痛定思痛,开启了第三次改革。
—九九三年,国家正式在宪法中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并提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即‘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直白点说就是‘国家完全放权了，生死你们自己负责。’九五年再次提出‘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国家在政策上仅制订相关的政策，并以政策为引导，不会再对企业的具体管理和经营进行任何干涉，但对于国家的重点大企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重点企业依旧还会有控制，不过经营权也下放了，搞得好的上，搞不好的滚。
同时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相结合，选择一批优势企业进行扶植，而那些弱的企业则全面淘汰，这次改革可谓是国企的生死之战,对于国家的影响无与伦比的巨大，直接导致了一九九八年全国大规模下岗。
新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企,开始大规模倒闭。—九八九年全国国企，含各类公有制企业总数为35万家，—九九八年总计为40万家,尽数倒闭，少数破产重组,全国仅剩下部分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大型国企，全国累计超过4500万国有职工下岗。
国家以壮士断腕、绝地求生的态度,进行了史无前列的大改革，这是国家不得不做的工作,只因当时的国企包袱实在太沉重了。
大量的国企都在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公有制企业虽然还活着，但是其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求，国际竞争力完全不匹配，没有国家拨款和政策活命,这些企业同样活不下去，可国家也不可能一直为了照顾他们，而放弃国家的发展前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后国家又经历了两轮改革,中央实际监管的企业只剩下98家,这些国企建立起了现代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替了此前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产权与权责更加清楚，但是国企仍在改革,而遇到了困难同样不少。
企业内部利益关系,裙带关系愈发严重,同时由于这些超大型企业,动一动就会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那些掌握着这些大国企大央企的实权人,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出现权力继承现象，官僚与富可敌国的国企掌握人也形成了利益集团，甚至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之势。
于是新一轮的改革中，就是打击这些权财混合型门阀们，并且要打破原有的‘三代’垄断，从国有工人到管理层，国家都进行了规定，有直系关系的人不允许再接班，然而上有规定下有对策,那些人开始相互间安排亲属到彼此企业工作，于是国家再次下发规定，三代以内,不许再进国企。
但是这些人还是有对策,既然不能直接用这些企业来搞钱了，那就利用国家减少国有职工、国家压力的实行‘外包’的机会，将企业的工作外包出去，让亲属成立企业，承包国家工程，甚至是原属国家机关单位的工作。
政府行政窗口的办事员外包了，城市卫生管理的工作外包了，市长热线接线工作外包了，国家工程大量也成为了自己赚取利益的白手套,他们正在用一个又一个外包,将国家的政策玩成了自己赚取利益的工具。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企不改革又不行，政府不改革同样也不行，国家养的国有职工太多了，行政官僚体制下形成的利益群体,他们天然没有改革的动力,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那么国家就难以获得发展。
政府不改革则更不行,权力垄断、人浮于世、官商勾结、行政体制僵化,各种问题一堆又一堆，唯有不断的改革，在改革中尽力控制这些问题,才能够保持政府行政体制相对健康,保证行政体制相对合理,行政效率不会下降。
而具体到当下的中国，全国29.7万家国企，这些企业将成为国家未来的巨大包袱,因此方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不应当再增加国企的数量,而是要全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对国企进行全面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一步，依然是实行政企分开、下放企业自主经营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全面管理国有企业，逐步将管理权从中央、地方的原有机制中剥离出来。
第二步便是直接实行历史改革中的第三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原则’,然后将国企全面推向市场,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不要规定这些企业的利润基数,而是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征税，利大的企业如烟草可征收八到九成，利小的则按国家企业正常征税。
将这些企业全面推向市场，由市场来主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也不再对他们拨款，而是采用政策扶持方式进行，涉及民计民生和部分优秀的重点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其余的则完全交给市场,让他们去贷款发展。
国企内部也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经营权下放,同时将企业从行政管理机制中完全解放出来，完成从国家计划性的机制企业向现代市场制管理企业进化,能者生、弱者死。当然,这个过程必然会有大量的企业倒闭,而一部分企业可以借机卖给私人经营。
国家可以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时间，让私营承接人将国企原有的投资归还回来，而若他们投资失败了，则需要按合同赔付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尽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同时还能盘活一部分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
除此之外，通过将这些国企变成私企，还能让现下一部分有想法，但是苦于实力不够，没有资源的社会个人创办起了个体企业，不过这其中相关的细则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国家专门研究，若可行则可选择—批，面临倒闭的小型国企进行试点。
这种方式看着像过去的‘承包制’,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完成变成了完全的私营制企业，只是经营者欠了国家的钱，他们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将欠债还上，这与承包制是不同的。
当然,这其中的风险也存在，那就是与过去承包制企业一样，私营者可能因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最终导致企业倒闭，使国有资产流行。
不过方叶相信,因为其法人已经完全变更成了私人，经营者也完全是私人,属于个人的家产，他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方叶抓的就是人的这个心理。
这是方叶想了很久后的最终办法，国企大规模倒闭潮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采用一个尽可能将国家损失降到最低的办法,后来他从承包制改革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个办法，至于是否可行,那将由中央来分析、决定。
而方叶的改革建议，其实是避免了历史已经走过了路子、踩过的雷，有些―步到位的意思,但这样做有一个前题,那就是国家要有铁腕有恒心,同时现在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刚经历过‘高、林’重大政治事件的政治界，心里多少都有着不小的压力，就怕哪一天祸水突然降临。
因此，在这个时机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反对的声音应当会小很多，而且若主席定下了调子，将来持续改革的阻力同样会小很多。
第612章 改革是一件大事
十月廿五日,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对于此事，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没什么可怕的’，而苏联则是采取了三不原则‘不反对、不发言、不提案’，而这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投了反对票，一个投了赞同票。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会,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件既是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关乎重大现实利益的事情,从此以后新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活动中，同时与西方国家阵营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关系改善和恢复联合国席位，而迎来了外交建交高潮。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新中国不是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这等于承认了中国依旧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且联合国五常席位也顺利从台伪政府手中成功合理合法的夺取了过来。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日，即与比利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与西欧七国中的法国与比利时完成建交，中欧贸易也因此打开了正式的贸易关系大门，但要实现中欧贸易的全面提升，还需要中国与欧共体达成协议,不过现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九六五年实行的‘四三计划’,三十多亿美元的超级大订单就如同一块肥肉，中国表面上表示向全世界采购,但实际上能够提供这些技术的只有欧洲和美国，不过基于当时的中苏和中美关系，这两国都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欧洲了。
法国吃到了第一口，接着意大利、比利时也不甘落后，而英国则磨叽了一阵，不过抵不住这个订单太大了，最终同样没能抵住诱惑，一九六七年就丝滑的跪了，哪怕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并没有达成相关协议，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彼此的交易。
现在剩下的就是美国,然中国‘四三计划’出来以后，美国国内也不干了，那可是几十亿美元的超级大单，于是资本财团们给美国政府施压，迫使美国默认双方可通过第三国私下交易，中美两国虽没有达成官方贸易协定，但所谓的封锁早已不是千穿百孔，而是直接开了天窗。
尼克松访华即将到来,而他这一次除了完成访问，达成一些政治协议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便是与中国签订贸易相关的协议。
中国将正式向美国采购价值超16亿美元的年产240万吨合成氨、268万吨尿素项目和乙稀项目，如此之大的订单更是直接促使美国提前决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开放两国直接贸易。
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目的,随着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美元变得不稳定了起来,美欧又同时陷在经济危机之中，美元基于推进美元国际化的需求,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促使尼克松不得不做出选择。
中国的国际局势开始整体向好变化,而也正是在这个局面下，方叶向中央提出了国企及公有制企业的有关问题，数年来方叶不断的向中央提及此事,过去国家形势不允许，而现在中央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九七一年悄然滑过,经过两个多月的全国调查，七二年二月初，一份关于国有企业面临形势的全面调查报告摆到了中央面前。
中央书记处例行会议上，四位书记的面前都摆着―份报告，就见总见理说道:“就调查情况看，国企的经营确实已存在诸多问题，就以利润为例，一九五五年,每百元的利润为28.2元，截止七一年十二月,此利润为19.7元,下降了近50%。”
主席皱着眉头问道:“企业越来越多，全国生产数据也越来越高,利润怎么还会下降呢?”总理被问得沉默了起来,晓平见总理不作声,便主动开口道:“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全国生产数据确实增加了，但是职工也增多了，根据中央劳动部的统计，全国国有职工总数达到6100万人。”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我记得方叶同志的报告里说4500万人,看来这个数据比历史要高。”
晓平点了点头:“是的,毕竟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人民币，而历史同时期只有2400亿人民币,另他在报告中关于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总据也是历史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公有制企业31.6万家,私营企业1023家。”
“私企太少了。”主席说道。
晓平回道:“是的主席,这些私企中，仅同安市一地就占了678家，庆州市95家，合肥14家,上海122家，江浙两地共50多家，而全国其它省份基本还是个位数，其中西藏、青海、宁夏七零年各办了一家，但不到两年就全部倒闭了，私企数由此降到了零。”
“差距竟如此之大。”主席默然了起来,他一连抽了几口烟才说道:“为什么安徽和上海就能搞得起那么多私营企业，而其它地方就不能,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对头。”
总理终于开口了，他说道:“确实是不一样的,同安市主席是知道的,那边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机制处理，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都不同，从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在支持那里的私企,可以说要什么就给什么，政府甚至还补贴私企，每年的补贴额有数千万元。”
总理随即又补充道:“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补贴。地方政府仅制订地区发展政策,给予相关指导，而后给予拨付扶持资金，私企发展遇到困难时，也能去找政府解决，而地方政府则全程开绿灯，只要是政府能办的,绝不拖延，如果说治理水平，恐怕全国也没有那里的高。”
主席抬了抬手示意继续,总理低头看了下报告,继续说道:“国企利润整体下滑严重，而职工数量却在增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国企养活的就是一个小社会，从职工个人福利到职工家庭福利，几乎是全包养的方式,比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甚至电影院都有。”
“这还是国有企业,而其它行业同样如此。”总理说道:“全国国有职工总数已超过1.1亿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余，国家实际上是以整体的资源的大多数在供养这些群体，分配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完全不对等。”
“分配差异有多少?”主席问。
“约七成都分配在了城市,历史上这一分配差异约九成。”说完总理抿嘴看起了文件。
城乡差距这么离谱,原因何在,所有人都很清楚,五十年代时，毛梁之争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一个认为要先发展城市,而另一个则认为农村也不能放弃么，孰事孰非,其实这个争论从始至今就没有停过,但现实又摆在这里,不得不正视。
新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太小,为了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先将城市建起来,工业搞起来,城市人口的消费比农村大，所以优先发展城市，这种思路并没有错，并且全世界工业国家发展史上都是这么做的。
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经济会自由的向农村快速蔓延，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而农村同样也会跟着受益，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自由蔓延被人为中断了，户籍制度的施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农村人进城都受到严格限制,在城市中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城市与农村实质上已经被人为隔离开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基础农产品,而城市则向农村提供基础工业品，表面上看二者实现了互补，看似完美,实际上是对经济理解过度偏颇，过份点说，就是完全没有理解经济是咋回事。
方叶不是没有向国家提这些问题,相关的书藉和资料，他十几年前就提交给了国家，但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薄弱、工业大建设的现实需求，国家做出了取舍,依旧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
但所存在的问题依旧突出,方叶更是不断的呼吁,这也才有了二五计划还没有结束，国家就允许个体户存在,并下了决心将大部分国营商店退还给私人经营的决定。
而这一决定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本历史上的七一年,全国有1.44亿国有各行业职工,而现下只有1.1亿，剩下的三千万人则全部流向了市场，这极大的缓解了中央财政的供养压力。
同时又允许农民到乡镇和城市摆摊,搞起了自由市场，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自由经济留了一条活路，直接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政策,需知，就这一点改动，便惠及了全国数亿农民。
城巿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农民因为可以参与交易过程,从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但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当前城市工商业优先解决的依旧是城市居民,农村人九成以上仍只能靠种地养活家庭。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历程中，对商人及商业的认知极度偏颇,对经济的理解同样如此,这也是方叶为什么一直说，新中国早期与明朝建国之初,许多地方极其相似的原因。
明朝之初，商人虽没有地位,但至少私营商业还在发展;明朝农村百姓起码也能进城务工,明朝的农村百姓，农闲时还能织点布到城市卖卖，而新中国前三十年，则一把将这些彻底扼杀，实行的是全面官营体制,社会经济发展一潭死水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经济规律是无法被人为彻底中断的，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城市都出现了‘黑市’，一开始这些黑市还只是私下交易，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初,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了。
一些百姓拿着农产品到城市里摆摊,这在国家政策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各地政府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也很简单，全国物资短缺，城市表面上比农村是要风光，然同样物资不足,农民将多余物资到城市置换,实质上对彼此都有利。
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到中国来拍纪录片，就拍下了城市黑市的历史纪录，人们公然在城市里摊摆，也没见有谁来阻止。
由此也可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其实这时的许多国人，包括不少的干部都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困境,自由交易它确实非法,可抵不住人们对于物资的实际需求以及对于自由交易的渴望。
具体到当下时空的中国,问题确实还不少，可也改变了很多，三线建设布局更加合理,投入也减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国家财政充沛了起来,城乡发展差异固然存在，但农村的自由经济也调整了过来,再加上责任田的划分农民的日子比历史上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大政方针方面,国家同样做出了调整,中苏未交恶前，国家的一些发展尚无法真正自主,因此只能跟着苏联走，而六零年之后，个体户全面解禁之后，仅四年国家就正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六六年开始全面实行。
这—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调整等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于现有条件下，较大的改善或改变了国内的发展面貌,而这一政策实行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做准备的。
国家通过这个政策,一面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一面调整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一面又促进社会个体商业及整体商业的发展，将国内市场慢慢做了起来,这些市场又进一步促进了诸多新国有企业的成立，生产了更多的物质,促进了社会商业的繁荣。
如今，全国商业市场的销售渠道已经全面打通到了农村地区，城市居民能买的,农村也能买到，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此以来，国家实质只剩下了两个最大问题。
—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发展形成的极大制约;二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工业发展形成的巨大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的解除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内外部资源通道必须打通，国内有足够的资源可利用，而中美关系的缓和就是一个有利条件，一旦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真的就贸易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可以动一动了。
二是国内有一定的商业市场。商业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现下这一条件已基本具备，且发展良好，而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则需要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工业体制的双突破。
显然,现下的国有企业体制已经制约了商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是无法达成的，而计划体制下的商业市场又受到了体制的限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分配问题,包括了资源和利润两方面分配。
这一问题与改开至九二年之间所发生的过程如出一辙,这也是一九八四年，中央《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观点的主要原因。
国有企业在一个时期内,为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已经对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与制约，而现下的商业市场的兴起，实则就是为国企改革提前做出的规划。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想突然从全面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这种想法是对国际局势、国内局势、国家体制、国家工业与经济完全不懂的人才会做出的相当然措举。
如此，整个脉络就已经清晰了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面倒,不得不采用苏联体制，中苏关系破裂前这一体制不可能打破，因为需要依靠苏联的工业援助来建立本国工业。
而只到二五计划完成,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基础工业，而国家城市人口少，消费不足，要做出市场就得增加城市人口,但工业发展落后，又无法让更多的人进城，于是开始了‘城乡二元’发展。
但国家从未来的发展中获得了经验，在二五计划的发展过程中就着手调整,从解禁个体户到新经济政策,再到中间开放五大行业国企自主经营、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修补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不足,一步步的发展商业市场,促进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正向发展。
从六一至七一年,国家用了十年时间,将国内的商业市场做了起来，国有企业的僵化体制也开始松动，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国际局势明朗以后,开始进—步调整国内的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不打破,国家就无法用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拿出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农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只能种田，如何来提高他们的收入呢?难道将农村的待业青年都放安排进国企里吗?蛋糕做不大，分配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国家即便没被玩崩,也只会是长期发展滞后。
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苏联玩崩是因为上层腐败丧失了理想信念，这一说法并没错，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苏联的经济崩了。
苏联体制带来的分配矛盾，从始至终没解决，分配的群体永远是那些人,权贵和官僚群体们又占据了大部分，但即便这样玩，其实也不至于将苏联玩崩,最多不过是像朝鲜那样发展滞后罢了。
苏联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利用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来将国内的蛋糕做大,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是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靠着石油利润继续做起了‘超级大国’、‘制度优越’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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