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56章

　　“你说。”总理笑盈盈的答道。

　　“国内的文化娱乐活动太少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所以我向国家请求，允许我搞个大型演出会，到时在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南京、广州这些国内的大城市体育馆举行演出。”方叶说道。

　　总理问道:“这个演出会主要搞哪些活动?”“唱歌、跳舞，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化展演。”方叶回道。刘主席说道:“还要在体育馆举办，你这个演出会要搞多大啊?”这年月的体育馆，都只举行运动会或者政府活动，平时向百姓免费开放,至于演出会这种东西极少不说，即便有也只在小礼堂里举行，而方叶要搞的显然是后来的演唱会商演模式。

　　他将情况一介绍，而后说道:“国家发展了这么多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上来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样要跟上啊，我国直到1985年才举行了第一场演唱会，现在我个人的设想是提前举办这些演出活动。”

　　这话有些扯虎皮举大旗了，不过他说的也算是实话，现下国内的思想单一，人们能看到的文艺作品有限,而且同质化十分严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到处都是样版戏。

　　方叶的想法很简单，搞个大型的演唱会，给国内的人民群众来一把思想大震动，等这些新事物见得多了，将来西方的东西再进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所以能否赚钱不重要，只要能保本就好，通过这种演出进促进思想解放才是根本。

　　总理说道:“国内目前还没有文艺商演的政策。”

　　刘主席则是说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宣部下发一个通知就好了,主要是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演出，尺度的要如何把控。”

　　方叶回道:“刘主席,我也不是要搞什么外门邪道，就是歌舞表演，正正经经的那种。”

　　刘主席刚要开口，就见主席说道:“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确实是少了一些，凡事都不绷得太紧，要张驰有度，这个事情交给中宣部来处理就好了。”

　　主席一句话，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主席又说道:“既然改革开放的事已经确定了，有些工作就可以提前做，适当引进—些西方的现代生活片的事情也可以考虑，以后每年看情况引进。”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只是中西方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开放程度差异很大，这样的电影进入国内必然会对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

　　“迟早都是要冲击的，现在不做将来也要做。”主席说道。

　　方叶则是赞同道:“改开后，西方的影视作品、商业品、文化期刊作品大量进入国内，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但就如主席所说，这个事情是迟早要做的，引进国外的电影如此，国内也是如此。”

　　方叶将《庐山恋》这部电影造成的冲击进行了讲述，而后说道:“影视作品对于传统观念是直观而巨大的冲击，但要思想真正的解放,开放,这一步也同样要走，与其在将来突然开放，受到猛烈冲击，还不如现在就有步骤的实施,到时影响会比曾经要小得多。”

　　连男女恋人牵个手都是风景的年代，接吻的画面简直不敢想象,所以电影里这个画面一片,立即受到了全国大讨论，可以想象当时西方的电影进入国内之后，人们的观念将受到多大的冲击,以至于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的思想一片乌七八糟，这就是改开过于仓促导致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大解放，大开放的年代，还是涌现出一批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红、三、水、西》、《三大战役》自不必说，部部经典，其实那时的文艺工作者与后来根本不同，他们在拍这些影视的时候,是带着对国家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创作的。

　　他们知道，将来不太可能再拍得出深厚水平的影视作品，所以这并不是什么超越时代的眼光，而是当时无论亚洲还是欧美,他们的时代都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影视作品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浮夸、低俗。

　　至于《三大战役》为什么那时拍，其实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国家发展的原因，将来再想动员那么多军人加入电影拍摄将不现实，而且也找不到那样原生态的地区用于外景拍摄，所以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在进行，并不是突然就出现的。

　　商业时代的人无利不起早，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和资金来发扬国家的深厚文化与传统，他们能在电影中加入一些简单的传统文化元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能再多—点，那就会被人称颂，然而这些水平的东西，在老一辈人眼中是极其肤浅的。

　　这个时空的中国，实际上比方叶时空的中国，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国内的经济发展高于曾经，分配矛盾的问题已有改善，且取得了效果,经济社会发展等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五大行业开放，允许私营创办企业，住房问题等都在解决，将来交到邓公手上的中国，将与曾经改开前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曾经改开后,由于老一代民国时期的商人都已经离世，商业市场的传承中断，新生代的商人在改开的浪潮中摸索，他们对于诚信经营、商业信誉这方面,根本就没有多少理解，理念的传承也中断了，所以整个社会商业信誉触底，并不是仅仅是因为改开的原因。

　　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否定传承，一个世代经商之家,子女接过生意，出了问题，老一辈会带着他们亲自上门道歉、赔罪，这种言传身教的中断，对于中国商业信誉的打击是巨大的，而现下的中国显然不存在这些问题。

　　文革并没有发生，许多优秀传统观念的延续得到了传承，而新中国建立后，个体经济发展虽然中断了，不过时间并没有多久，仅仅十年后就又恢复了，所以在方叶看来,这个时空的中国，也将与未来时空的中国有着许多的不同。

第595章 胸见直抒

　　过去二十来年对于国内思想的管控，有着现实的需求，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这是它必然要做的工作，具体到中国，经历了清末、民国的思想大乱局，新生的共和国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冷战时期世界意识形态，本就是一场战争，因而对于思想舆论的管控非常严厉，这也并非中国的特色，资、社两个阵营皆是如此。

　　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国内人们的思想趋向一致，愈加单一，于是教条的思想出现了。学术层面不敢突出框框,理论研究往往只有片面的阶级观念，而非基于阶级观念的理性研究，文化、思想、言论、教育皆如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共和国前期这样做无可厚非，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民国那班子文化人，他们既不具有西方文化人的广阔视野，认知能力既片面又还低下，动不动就组织学生与学界跟政府对着干，不狠狠的整治是不行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再继续采用这种管控方式，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已经对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当人们的学术研究只有一个论调时，这个国家的学术也正从教条走向死亡。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几年前方叶就已经向国家提出，他为此也写过几篇专栏文章,国家也有所改进，不过大的环境依旧如此，总体非常的严格。

　　方叶从举办演出会的缘由，一直讲到国内思想动态的上来,说道:“随着物质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群众的精神生活很贫乏，而且十分的乏味，影视、文艺作品翻来覆去的说教,文化作品除了歌颂，没有其它，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单色的。”

　　“这种思想管控是国家的现实需要，并且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过去的管控力度过强，缺乏对内外思想碰撞与交流，已经对于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扼制了人们思想与学术的创新能力，若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改开后的思想大混乱将会依旧上演。”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你讲的是实际情况，过去我国的学术主要交流对象是苏联,还有东欧同阵营的一些国家，而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则非常少。”

　　方叶说道:“与西方交流很正常，毕竟建交国都没几个，欧洲与中国建交的中立国家，实质上也是官方层面，并没有进行全面交流，这是世界大环境导致的。”

　　“不过现下，我还是那个建议，应当引进一些西方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一面丰富国内民众的精神生活;一面通过逐步的开放加强与西方文化、学术等界的交流,拓展国内学术界人士的视野，要多走出去，哪怕就是到国外城市看一看也好。”

　　方叶讲起八十年代刚改开时的场景:“那时的中国人身穿六五式服装或者中山装，走在五彩琉璃的西方世界街道，颇有些李鸿璋的访问团走到纽约街头的感觉,给予人们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唱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好，制度多么优越,结果国门一看，走到西方一看，自己在国内已是人上人，但在西方国家连个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那种对于思想和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

　　“民国时，国人的认知里西方就很先进，但那时中国好逮还有一个上个海来撑门面，心里多少还有些安慰,可是发展了三十年后，等他们再到西方时，发现过去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拉得更大了…。”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非常开放，西方有的一些东西，比如可口可乐、乐队、好莱坞电影、赛马、金融股票、人们衣着等等方面基本与西方同步，满大街都是各种汽车、流行音乐、时尚生活，就连小鬼子占领上海之后，都将那些乡下来的侵略者都看傻眼了，亚洲第—城市绝非虚传。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时，这些统统不见了，人们衣着、城市色彩单一，商业活动仅限国营，大街上的五光十色消失一空，路上跑的基本都是自行车、卡车、拖拉机、驴车,偶尔会有那么几辆出租车或者公务用车，但那些是给‘外国友人’和政府官员用的。

　　方叶继续说道:“巨大的差异，让许多感到了绝望,也让许多人的心理防线瞬间被摧毁。那些整日在国内唱着打败美帝，还有各种大骂美帝的人,借着出国之机，或抛家弃子或成群结队的叛逃美国,而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再一次出现了清末民国初时的景象。”

　　“我国学术界在西方看到的是,西方人的学术研究自由，开放，研究方法先进，学术成果不断，既能自由出版赚钱，又能举行各种诸如商业演讲、收费学术讲座等，还在社会上赚取了巨大的名望。”

　　“然而这些在国内统统没有，只能拿着每个月几十块死工资，而且无论学术先进性还是学术环境,全方位的落后，一堆人心态直接崩了。”

　　“于是‘西方等于真理’，崇洋之风再度掀起，谁也挡不住,美国人—张绿卡加几千块美元，就能收买中国的一个学术精英，就有人将国家的重大机密卖给他们。”

　　“国内的学术界集体沦陷，犹以哲学、文化、经济和历史学界最为严重，彻底沦为了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不敢对西方有任何质疑，也不允许别人对西方有质疑,西方人说夏朝不存在，哪怕考古将虔朝的遗址都挖了出来，国内的考古学界依旧在说证据不足。”

　　“他们用西方的那一套，来强行解释中国的一切，通过跪地交纳投名状来获得西方认可，而一旦西方人认可了，他们就又在国内获得了名望，其套路同西方人利用胡适的方法如出一辙，只是范围更大,更广了，几十年下来,他们成功的将‘公知’一词，玩成了贬义词。”

　　“这种情况国家不管吗?”总理问道。

　　“不好管啊。”方叶回道:“文化精英阶层集体沦陷这怎么来管?而且当时国家开放向西方学习是大的趋势，我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全方位落后，不学习又不行，而学习就泥砂俱下，以至于美西方根本没花什么代价，就成功的在国内培养了无数的代言人。”

　　“全国的大学里教的哲学是西方的，经济学是西方的，教科书上全是西方话术和思维，书中甚至直接讲中国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后，西方人如何先进，讲中国人丑恶、西方人文明，各种明幌幌的贬低中国，一点掩饰都没有。”

　　方叶当前自学大学文凭时，学的礼仪、西方哲学课程至今记忧犹新，作为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社会人，他对那些内容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好坏，可是对于一个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毒教材必然会对学生的三观产生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教材居然还是985大学的。

　　而在他工作的期间内，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他发现大凡那些进入社会不久的人，不少都对国家的认知偏激，一旦生活或职业生涯发展有点不顺，立马就对国家嗤之以鼻，瞬间黑化，即便那些混得不错，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都定居了的，同样认为西方好，中国不行。

　　毒教材之危害，可见一斑。

　　方叶说道:“学术界沦陷，国家的法学界、金融学界，一堆的西方带路党;青华美院、中央美院这样的国家顶级艺术殿堂，成为了培养西方带路党的机构，那些学有所成的知名人士，在这个国家拿着高薪，享受着名誉，还大把赚钱，但是对国家的攻击极其恶毒。”

　　方叶拿出手机，打开了一幅袁爷爷的画，递给了身旁的总理说道:“总理，您看看，这就是央美出来的国内知名画家，画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的画像。”

　　总理接过手机一看:“这画很丑，怎么将国家功勋画成这样?”“您仔细看看。”方叶提醒道。

　　总理又看了一下，他发现除了丑之外,也没看出什么，方叶见此便抬手朝画像脑后的一条细线指了过去:“您看这光头，再看后脑勺的这条线,整幅画想表达什么意思，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了。”

　　他这一提，总理立即就看清楚了，沉色道:“怎的如此恶毒?!”“画成了什么样?”主席问。

　　总理抿着嘴将手机递了过去，主席接过一看，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他又将手机递给了刘主席，接着在几人手中传递了开来。

　　主席一言不发，邓副总理看过后却是说道:“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出了大问题。”

　　方叶点头道:“这就是改开的副作用，那时国家各方面确实落后，必须得学习，可这种意识形态的入侵，美西方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度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国家的电视广告里，大量的外国人长相，连给中国孩子吃的奶粉广告，用的都是西方的幼儿，至于服装展示，品牌宣传也全是外国人，即便不是，其造型也是外国人形象。”

　　“所以。”方叶说道:“我还是那句话，从清末开始，犹以新文化运动始，我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而我党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歌颂的，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要求下，我们其实并未客观的总结和分析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

　　“我国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但那时依旧在宣扬正面积极作用，对于负作用则一笔带过，或者基于政治立场选择性无视，一直到两千年后，学术界才慢慢的讲述这场运动的不足，但尺度依旧有限。”

　　方叶说道:“新文化运动为党的创建提供了导向，它对于我党的价值自然是无可估量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西化运动，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其实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西学东渐’。”

　　“中华文化是开放且包容的,并不拒绝国外的优秀文化和思想，然而问题就在于，这场运动带来了西方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不适宜本土文化的理念。”

　　“本来西方的先进理念可以用于打破本土落后的传统理念，然而由于这场运动的发展是无序的,结果就是不假思索的全盘使用，他们把凡是的中国都认定为落后，凡是西方的都认定为先进，对于中国落后方面大加批判,但是西方文化的不足却闭口不谈。”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我记得你写过两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一篇是《新文化运动思考》,一篇在《认识中国系列》中，这两篇文章我是看过的,当时在学术界和党内外的思想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人就说你在否定新文化运动。”

　　刘主席也说道:“文章我也看过，确实胆子很大，而且你的文章有个特点，对于胡适—向嗤之以鼻。”

　　方叶说道:“对于这样的公知鼻祖还要怎样?难不成给他戴个大红花?我承认前期的胡适确实是为了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从而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面貌，哪怕他基于个人认知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存在的不足，但那时他的心是好的，是爱国的。”

　　“然而后来就不一样了，面对巨大的声望和利益，他甘当起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工具人，自己做就算了，还培养起一批带路党，搞出的那个《古史辨》其恶劣影响，我在以前的文章也已经说过。”

　　“古史辨在那边现在还有人信吗?”主席问道。

　　“那些西方的徒子徒孙还是信的，不过在整个学术界对于顾颉刚等人搞的这个专著，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被人称为挖中华文明根基的著作。”方叶接着说道:“我认为主席的一句话讲的特别对，‘学问再多，若方向有误，则皆为无用’，胡适之流就是典型的代表。”

　　“看看人家西方的学术界，从18世纪开始，就有意识、有目的、有方法的赞美自己的文明,系统性的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中华文明。”

　　“可中国学术界是啥样呢?崇洋媚外者数不甚数，有部分人更是甘当西方剿杀中华文明的工具人,在国内疯狂攻击和打击本土学派与质疑者。然而随着中西方交流越来越密切，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时，才发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国家的主流学术圈子基本沦为了西方代言人，维护中华文化的新知识分子，成为了边缘人士，而那些主流圈子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身份地位，还想出来继续打压，然而这时老百姓也不干了，到了四十年代，上来的新—代青年学者，基本不再相信他们那一套了。”

　　“所以你认为现在的学术圈子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总理说道。

　　方叶点了点头:“清末、民国成长起来的这一批文化人基本都是烂的，本土的新儒派既无地位，也不被人接受，当然他们的一些思想也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至于西方学派，依旧是现下新中国学术圈子的主流，他们只是迫于形势，满足当前的政治需要而已，内心里是改变不了的。”

　　“就说那本《朱元璋传》，我记得主席看过两次，吴同志也修改了两次，最后结果如何?立场都不对，怎么改都是无用功，国家天天说人民史观，可是有几个人真的理解了什么叫人民史观呢?”“不是我大言惭，那些搞党的思想的顶流，也不见得真的完全理解，往往将人民史观与国家政治需要混为一谈。”

　　主席笑道:“看来我们的方叶同志又有新见解了。”

　　刘主席几人都笑了起来，总理说道:“方叶同志的许多观点在当下还是很具有历史视野的。”

　　刘主席则朝方叶问道:“你是如何看待人民史观的?”方叶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说道:“主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可，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还是人民的作用大?”“自然是人民的作用大。”总理说道。

　　“这个观点我也认可。”方叶说道:“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假如遵义会议后，依旧是李德与博古二位同志领导党进行革命，而非主席,这个党能否取得胜利?共和国还能不能建立?我想各位都是经历者，心中也都是有数的。”

　　“因为有主席的领导，党才得以继续并发展，共和国才能建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英雄人物的作用在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是不可替代的，那么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还是人民的作用大?”方叶是真的胆子大，直接当面拿主席来举例,不过他的问题一出，不仅主席,包括总理再内都陷入了思考，这确实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问题，如果说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没有一个具有不可替代历史人物的出现，历史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可如果认可这种观点，那么‘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其实‘人民’史观的完善，还要等到改开后，现在这个时期，伟大领袖就是唯一，就是正确，所以方叶提出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在挑战‘个人崇拜’,只是他没有明着说，但大家自然看出来了。

　　一面是人民创造历史，一面是个人崇拜,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那么二者必然冲突。

　　不知道是刘主席几人真的没想明白，还是不方便开口，这导致房间里安静了下来,而主席也没有开口，兀自在那里抽着烟。

　　冷场了一阵，主席见大家都一脸思索，便笑着对方叶说道:“你也别卖关子，直接说吧。”

　　方叶领命，回道:“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英雄是人民创造的,是因为英雄符合了人民在时代之中的需求，至于英雄在某个时期对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也是因为他符合了人民的期望，不是英雄在领导人民,而是人民选择了他，让他来领导。”

　　“这里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违背人民史观的，个人崇拜本质上是在认可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而不是人民创造的。”

　　“可问题又来了，苏联、法国、中国等许多国家都在搞个人崇拜,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特色显然是不正确的，法国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在搞。既然个人崇拜违背人民史观，那为什么会在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现象呢?”“就个人看来，这种行为的出现，其与是否是人民史观不完全违背，换言之，就是说人民史观并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差异较大，政权统治的稳定性与人民史观中的人民群体是否形成—致密切相关。”

　　主席点了点头:“这话讲得对，就比如清朝，这样的政权人民肯定是反对的，但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它就会反人民，而皇帝又被神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其实也是在个人崇拜，但这个崇拜，显然人民是反对的。”

　　“是的。”方叶说道:“但换个历史时期又不同了，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这个时候,个人崇拜就非常重要，既有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有对各种各样英雄人物的个人崇拜,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个人崇拜从来没有消失过,今天不会，未来长期内也不会。”

　　“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历史产生促进作用，当然也会带来反面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用的崇拜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形式也不同。”

　　“英雄人物大多数时候，会形成正向作用，因此社会需要一些英雄,只是这个英雄,是个人英雄还是集体英雄，这就要看对‘英雄观’的树立。很显然,西方人就崇拜个人英雄，而在中国更强调集体英雄主义的价值，当然也有个人英雄崇拜的存在。”

　　“除此之外，人民史观还有阶级斗争的局限性，无法忽视的是，人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人民群体中又按民族分成了不同的种类，民族与民族之间并非就—定是和谐的，会有不同的利益纠纷，人民史观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讲得好。”“不错不错，很有道理。”几位领袖纷纷赞同，就连主席都认真的听了起来。

　　方叶继续讲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可以说一个不慎后果难料，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国家需要‘个人崇拜’，因此出现了领袖崇拜和个人及集体崇拜。”

　　“回顾过去二十一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崇拜是带来了正向价值的,它保证了这个政权得以稳定，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延续，这一点不能否认。”

　　“同样的，这些崇拜产生了正向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和创造性，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人民抬高到历史进程的程度上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价值和地位。”

　　“所以，领袖的个人崇拜也好，其它那些崇拜也罢，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不会有现在这样高的地位，但崇拜不会消失,而是以其它的方式存在，这种索拜看起来可能更加注重实际,也就是名誉、地位、个人价值的共同体现。”

　　“因此，人民史观不会消失，个人崇拜也不会消失，而是会平衡好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关系，任何一味的强调单方面，最终都会造成更大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极端个人崇拜的历史时期会过去，而一味强调人民史观的行为也不会成为唯一。”

　　“总结起来说，个人崇拜包括极端个人崇拜都是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利用好这个崇拜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发展，只要它的正向作用比负面大，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崇拜,反之则不然。”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崇拜也是需要的，但是苏联对于个人崇拜并没有去客观、理性的看待，也没有利用好这个政治工具。”

　　“斯大林一面用来建设国家，对抗外敌，一边用于搞屠杀，滥用了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上台后，一边反对，可转过身后，自己又用它来洗白自己的政策失误，所以这一时期的苏联个人崇拜并没有彻消失。”

　　“而到了勃烈日涅夫统治后期，国家经济、体制、社会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也再次搞起了个人崇拜，只是同样没有利用好，他只是用于维护个人统治，而并不是用来解决国家的问题，浪费了这个工具。”

　　“如果将视野放到世界其它国家，我们会发现铁托、戴高乐、金日诚等人,他们的个人崇拜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发挥了正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并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从而放大了其对国家的负面作用。”

　　主席说道:“我国在后来在这方面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方叶点了点头，不过却是说道:“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虽然个人崇拜仍在，但是国家的发展路线是正确的,还推动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领导人任期制、新经济政策等的建立和实行，因而我国的个人崇拜正向作用远远大于负面，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与国外相比，已完全不是一回事。”

　　方叶笑着说道:“个人崇拜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就像一把菜刀，在好的厨子手中，他会用来做一桌子美味佳肴;而在另一个人手中，可能就变成了威胁他人的凶器，具体要看怎么用，产生了哪些效果。因此，对二者的评价自然也就完全不相同了。”

　　陈副总理看着方叶在那里滔滔不绝，心里却是只打鼓，这人的胆子是真大，这些政治禁忌话题都敢毫无顾忌的当面直说，有时候他觉得方叶就是一个愣头青，对于政治的恐怖性一无所知，但他又发现，其实方叶懂得并不少，很多观点讲得条理分明，而且也让人耳目—新。

　　可他这口无遮拦的作风，这么多年来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在报纸上是如此，到了当面还是如此,他是真的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还是因为他根本心底，本就—点也不在乎。

　　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将目光放到主席的脸上，只见主席对他讲的一切，好像一点也不生气，看来还是纵容导致的啊。

第596章 认知障碍

　　方叶说起人民史观和个人崇拜的话题,自然不是无地放矢，这两个问题在改开前和改开后都在一定程度上在高层中出现了思想讨论。

　　客观的说，改开前对于人民史观的认识确实还不够全面，国家将人民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更多时候都是在鼓励人民，而这种做法的正面意义及作用毋庸置疑，人民爆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国家因此取得了伟大成就。

　　然而这种做法也暴露出了它的短板，首先就是认知上的短板，国家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认知为‘一切为了祖国’，在这个目标下，祖国的建设蒸蒸曰上，但是祖国建设起来又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却长期被忽视了。

　　认知短板造成的不足，最终体现在了发展矛盾上，无论是五九至六零年国家一般工业品短缺，还是六四年新经济政策前后，国家社会消费品市场（当下称零售商业)饱和，快速增长的GDP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增长值比率差异，究其思想根源都在这一问题之上。

　　其次，人民的组织性变得很高,但人民的自我创造性则不足，人们已经习惯于指令式工作,思想变得僵化与保守,这使得社会的整体创造性不足，若具体到科研领域，表现则是对于计划之外的研究不足，陷入了指令、研究，再指令、再研究的轮回里,对于基础科研的投入也呈现出了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