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即便将这样的制度建设了起来,要取得效果那真的不是一两年能搞定的,就同安市来说，从54年示范县开始，花了十六年的时间,先将政府从上的思想洗了一遍，而后又对群众展开教育,这是一个整体的联动，没有持之以恒的工作推进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49年至今，同安市书记从姚圭甲换成了张安国,后来又换成了方振华，但是市长刘伟一直工作之至，他在同安整整干了二十一年,而这项工作的背后,还有方叶在支持，从政府行政制度建立到运行,再到改进,再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建立新机制、新思维可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李副总理同样对同安市的政府工作机制颇感震惊,他不由得心想,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且是将主席这一理念在全国贯彻最好最彻底的地方，如果全国各地的政府都这样,那这个国家将会发展成什么样的风貌?
政府高效廉洁,群众遵纪守法，社会秩序井然，工业经济发达，人民幸福美满,这个国家必将全面繁荣,甚至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可现下这么好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推行,这不得不让他感到―种紧迫和遗憾。
因而，第二天,学习活动变成了对同安全市的全面考察，政府工作开展、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商业发展、环境治理的政策和理念，一行高级官员们如同到国外考察一样，从老城区到新城区，了解旧城改造、新城规划,城市未来发展规划以及正在推动的相关措施。
这一考察就是一天，因此直到第三天，一行人才终于下到了农村，发达地区的农村是什么样貌?所到地区没有茅草屋，没有土瓦房，最差也是红砖砌的,而且每个村庄全部进行了基础规划，从布局到房屋的建筑风格，政府都给农村地区提供了相关参考。
“你们是如何将工作做得这么细致的?”鄂省书记问道。“也不复杂，就是干部责任制。农村地区的建设和管理，从乡镇长到村干部及办事员全部都有责任划分,实行责任到人，由政府进行考核，谁出了问题就谁责任。”方书记回道。
“原来如此。”鄂省书记点了点头。
农村里一些农民家不少已经建起了二层小楼,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哪里的农民能有这样的条件啊,只能说同安县市场经济搞得草,分田分得早,工商业发展得早，十几年下来,谁家还没点存款,就是农民家庭，一年存个三五百块，这么多年下来，也有近万元的存款了。
建个二层小楼才花多少钱，现下每平方公尺造价约15元，三开间上下约140平左右，加上工人工资,撑死不过两千五六百元，这对于别地农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钱,但同安这里农民能从事各种副业，家庭农业产出收入也高,这点钱自然承担得起。
农村居住条件自不必说,而农民家庭的工业品普及率也很高,自行车、缝初机、收音机都已是标配,像那些建了二层楼的家庭，电视机都有了，这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经无需多言了。
家家户户鸡鸭成群,孩子们成群结队背着书包,快快乐乐的走在上学的路途中，春季的暖风吹起翻飞的红领巾,而农田里机器正在轰鸣，在这耕作的时季里形成了一副恰如其分的美好画面，跟随前来采访的记者只感觉自己带的胶卷已拍了，好在市里有卖,这让他的相机留下了更多的美丽风景。
第590章 上书与解决议建
“这么说来这次参观学习是很有效果的。”西花厅里，刚刚完成带队前往同安市参观学习的邓副总理和李副总理,便一起受到了总理的召见,听完二人的汇报，总理高兴的说道。
李副总理表情显得严肃的说道:“总理啊,上一次我去同安还是六一年,这才九年时间,同安市已经发展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一个不到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833美元，是全国的十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当真不敢想象。”
他继续讲道:“当前世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就是发达的标准,如果按这个数据来讲,同安市已经高于发达标准了。”
总理看向他微微点头:“同安的情况我听安徽的桂林西同志和方叶同志讲过，听他们讲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改变很大。”
“岂止是改变很啊。”李副总理用略带夸张的气语说道:“简直惊掉人下巴，如果不是去参观学习，谁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您要是当时在场就能感受到，同安市老百姓的生活将各省的参加学习的同志,全都给震惊到了，对很多同志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
总理乐呵一笑:“就是要给他们震一震，不这样他们还以为自己管理的地方发展得很好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一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有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现在给他们对比一下，就能让他们直观的感受到差距。”
李副总理依旧严肃的说道:“但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在同安的农村看到,那里的老百姓不少人家已经建起了二层洋房，实现了楼上楼下,家庭收音机普及率达到了75%，电视机普及率27%，其中城市家庭电视普及率为58%。”
“至于自行车、缝韧机这些普及率就更高了，全市九万七千余户，拥有自行车21.4万辆,户均拥有自行车2.2辆，各类型摩托车1.1万余辆,户均1.13辆;农业机械耕作普及率、自行车、电视机、收音机等拥有率全国第一，老百姓家的房子宽敞又明亮,生活好得让人艳羡。”
李副总理是一说就停不下来了:“而且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透明度都很高,那里的政府治理模式若能推行到全国，整个国家都将变得完全不同。”
“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贫困家庭保障方面也做得很精细，市政府对贫困家庭建立档案,责任落实到人，实行一对一帮扶，政府给予贫困户减免各项税收,子女教育费用,增加贫困补贴，帮助脱贫。”
“教育方面也做得很好，早在七年前同安市就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截止1969年,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9.7%。”
总理问道:“剩下那0.3%的儿童未入学是什么情况?”邓副总理接过话回道:“这个我知道,主要是一些孩子因为疾病或者其它情况,比如父母重男轻女极度固执使得一些儿童未能入学，至于那些贫困家庭,市政府每年发给120元补助,因而在同安市不会因为家庭贫困而导致孩子不能入学。”
“这个补助可不低了。”总理说道。如他所说,这项补贴确实不低,要知道在西南、西北等许多贫困地区,老百姓全家一年也赚不到120元，即便在消费高的同安市,农村家庭的口粮能自己解决，多出的这笔补助能极大的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说完，总理朝身旁桌上的一份文件看去,抬手指了指问道:“这份建议书,二位都看完了吧。”见二人点头,总理便又说道:“那就谈谈看法。”
总理所说的建议书，就是这段时间，方叶给中央的上书上，内容一共三项:第一项是关于我国工业发展情况的述说和建议,他在上书中毫不客气的指出，当前我国工业处于低层次发展,基本还在处于满足国民日常生活一般需求工业品生产的层次上。
国内大量制造型企业生产的都是锅碗瓢盆、针头线脑这种低级工业品,而像热水瓶、自行车、缝初机都属高级工业品，且产品种类总体较为单一，种类、功能、造型不够丰富。
方叶认为现下国家民用品内部市场已经开放,国家29万余家企业，数量已经不少了，但企业的发展层次仍旧很底,而且严重缺乏创新精神。
这么多低层次制造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一般工业品的需求，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规划,各地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的情况，办什么厂都喜欢一拥而上，且企业的发展程度低，技术水平低。
他指出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等到国外新产品或外资大规模进入国内后,会对这些花大价钱建起来的工厂形成巨大的冲击,倒闭潮将不可避免，因此他建议国家，结合实际情况，有目的建设起一批有较高技术水平，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国营也可是民营。
方叶提出的第二项,便是民营企业发展，现下国内一些地区将国家支持私营企业发展，当成了政治任务，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要将思路转变过来,不能被动应付任务。民营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地方情况进行，不搞强行摊派，指令式任务。
他指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已有九年,一些个体商也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国家要做的就是给予他们一个良好的政策,帮助并指导他们建立工厂，提供必要便利,如基本生产原料支持、贷款支持,还要让民营企业独立运行,地方政府不应介入企业内部，进行干涉。
而民营企业在招工的问题上,政府也不能强行要求必须是城市或城镇居民,应当允许他们招收农民工，政府也要解决好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问题,给予恰当的政策,不能像现在这样限制农民工进城，他认为这项举措对于减缓城乡二元化、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项则是现阶段城市供房矛盾的问题，全国各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长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商业的兴起，住房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中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程度。
他在上书中讲述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而后指出,单纯靠国家来分配住房，不仅住房条件差，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同时这种分房的方式,还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全国城市国有工人有分房指标,但农村却根本没有,农民住房完全靠自己解决。
为此，他算了一笔账,全国现在国有职工五千万有余,按照过去国家的分房标准,一般职工家庭居住面积普遍在二十到三十平方公尺之间。
以东北地区的国家职工大量住的是棚式住房为例,住宿环境条件极差，一家数口人挤在一间房里,但即便按此条件，随着国有职工不断增多，满足如此之大数量的分房，也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国有企业现下的发展,仍处在低层次上,企业升级需要钱,职工建房需要钱，工厂办校等开支全是国企在承担,一方面使得企业分房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发展或研究创新。
国有企事业职工的住房矛盾很大,而城市的供房矛盾则即将达到临界点，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但房屋的建设完全靠国家来完成,由国家分配,然而对于没有国有职工身份和国家编制的普通家庭则根本无法进行分房,而市场上早已经没有房屋可以买卖了,且国家也不许买卖。
因而国家无论是现有分房、建房标准,导致的职工住房条件较差，分配数量严重不足，还是国家现行政策,都使得城市住房问题的形式非常严峻,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方叶建议，为解决国有企事业人员住房问题,可以由国家给予恰当补助，适当提高企业利润留存，并由国有企业、职工两方参加出资，尽快展开大规模的新式职工住宅建设，缓解国有职工的住房矛盾。
同时在全国工业集中、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城市,开展商品房销售政策，允许面向一般城市居民的商品房销售,国家通过市场的方式,将投入的住房补助资金收回来,形成一个财政良性开支的闭环。
方叶算起账,现在全国住房建筑资金，每平方公尺大约在12至30元不等,上海最高,其它地方基本都在15元左右,国有建设扣除了土地出让金，因而建设的成本并不高。
假设中央财政可以给予每平方公尺5元补助,平均每套80平方公尺(看个人职级待遇，一般60至120平方公尺不等,现有的筒子楼,大约一套三十来平),也就是400元一套,全国建设一千万套,就是40亿,如果五年内建设完成,每年8亿多。
这其中，国有工人也要出钱，不能免费分房，每平方公尺应当收取3至5元不等的认购金,其余钱由国有企业自行支出,所在城市免费给地,如此一来，国有企业的建房支出压力就小了。
假设一套普通新式职工住宅，为68平小户型，工人支出也就204至340元之间，考虑到工人家庭收支情况，可以允许分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期还款，其每年最高住房认购金开支不过68元，平均到每个月不足六元，是全国工人现有平均月收入的约八分之一，是能够承担得起的。
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不要进行一味的职级限制，允许内部调配，工人要住更大的房子也允许，只要工人肯出钱，120平照样分。
但考虑到这一政策中会有人钻漏洞，比如某国企事业单位,可能因为经济条件好,国家又有补贴，会全部建大套面积的房子，从而使得国家补助开支巨增，因此国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八十平以上的大套面积房不能超过某个比例。
第三项，是养老的问题。
方叶认为目前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在减一步拉大城乡差异，拉大工人与农民收入差距,将工人阶级变成了上等人，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而随着国有工人阶级群体的不断增大，将来国家对于退休职工的供养也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支出。
方叶依旧列出了计算公式，全国现有五千万职工，从新中国建立算起,到八十年代中期，将会迎来第一批退休潮,预计将会有2800至3300万离退休人员，80年代末可能会突破四千万,到90年代末时,减除死亡人员，将可能会有五千万左右的庞大国有编制退休人员。
按照当前的人民币膨胀系数，结合国家财政收入情况，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名职工月退休工资平均初估为350元，年4200元,全国一年养老财政开支为130亿元，这还不包括医疗保险等开支。
预计年国有企事业、公职人员的国家财政养老开支为180至220亿元之间,预计将占财政总开支的15%至20%;九十年代末可能会超过30%;千禧年以后则有可能达到40%。
因此,方叶给出的建议是,尽量控制国有职工、事业单位群体数量，推动国家社保储备金建立，全国国有企事业应当尽快推进五险—金缴纳(含历年缴纳),且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时间后,也应当将其纳入社保体系,以补充社保储备金不足的问题。
而控制国有职工数量增加的最好方式,就是进行工业升级，国有企业应当承担起减少国家供养压力的责任,大力提升自动化生产技术,要将现有的职工数量控制下来,同时对部分国有或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改组。
以铁道部为例，仅一个铁道路就有40万编制人员，加上家属有120万以上,铁道部独立运行,内部建有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工厂、社区、电影院等附属机构,正在形成一个游离在外的独立王国。
其内部资金的使用合理性,内部各项建设的必要性,外人不清楚，也不了解,国家的专业审计没有开展，也没有进行评估,因此方叶认为,可以考虑除保留必要的铁道工程兵保证国家国防工程建设,并考虑在80年代前,对诸如铁道部，水利建设部等工程建设单位进行改组。
相关单位的现有国有编制人员最好不再增加，而是大量招聘农民工，国家也应尽快建立专业审计部门，对国务院各部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专业审计,避免财政浪费。
老实说，一天前,李副总理看到这份建议书时,他是相当震惊的,他没想到方叶对于国家的治理见识有这么深,而且不仅看出了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就他这份见解，说实话到中央来当个部长都够了。
但同时,他也对方叶越来越好奇,这人搞科技、搞企业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他对同安的内幕情况也有一些了解,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与方叶脱不开关系,这表明此人对于经济建设同样有着卓越的眼光。
不仅如此，方叶还跳脱出国家五六年‘三大改造’全面公有化政策,牢牢掌握着华昌集团,这绝对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例子。
要知道一九五六年后，全国所有公私合营企业，要么国有化，要么之前的合营私人全部退出管理阶层，只参加分红,实际也是全面国有化了，但他和其管理的华昌集团却是个例外，明面上公私合营，国家占有八成股份,但企业的一切方叶都拥有绝对话语权,说一不二的那种。
更厉害的是,方叶还是菊香书屋和西花厅的常客,对于地缘政治等方面也有颇深的理解,这些年来中央高层的三次培训课都是他在讲,这能力水平绝对逆天了，当然他还知道，主席家的长子在华昌集团工作,先干党委书记,现在已经成为第二掌权人了，哪哪都透着特别。
—机部、四机部对于华昌根本不敢动一毛，国家每年几个亿投进去,至于他们具体在搞什么别人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科技产出率非常高,数控机床、半导体、计算机等多项技术,都是全球顶呱呱的水平，谁看了都得大写一个‘服’字。
结合他看到的方叶给中央的上书，李副总理现在十分肯定,此人对国家治理方面同样有着超越—般干部，甚至是中央高层许多干部的见识与能力，你看人家上的建议书，分析到位,逻辑自洽,解决方法除了政治意识的问题,非常具有可行性，几乎挑不出啥毛病。
就见邓副总理说道:“这三条建议中,城市供房矛盾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老大难的问题,以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供房矛盾,现在是整个社会的供房矛盾，如果情况如实的话，那这个问题确实应当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总理说道:“一周前我收到这份建议书后，找到北京市政府了解情况，彭珍同志上报说，由于京城周边不少农民涌进了城，使得北京租房市场很火热，而且价格年年在涨,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局面,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群众搭棚子、住桥洞的情况。”
“还是要进行详细的调查。”邓副总理说道:“我看，可以对建议书上讲的几个主要城市展开下调查，国务院有了较为可靠的数据,再来进行下一步动作。”
总理微微点头,说道:“五年建一千万套房子，这是一个大工程,不仅能够推动新增上百万人就业,而且还能增加钢铁、水泥的销量，同时又能缓解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矛盾，确实是一举多得，就是国家要出一笔钱。”
邓副总理说道:“这笔钱总是要出的,工人的住房问题不可能不解决，现在若工人也能出一部分钱,实际上国家还是省了一笔，粗算一下，得省下20亿元。”
李副总理说道:“那商品房呢，推还是不推?”“富椿同志是什么看法?”总理问。
李副总理思索了起来,而后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出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建房子卖给人民,这怎么看都是有些不合适的,至少目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实行这样的住房制度。”
这话没错,就如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商品房制度，国家住房主要为福利制度,由企业、工会或地方政府主导，采取租金制度,约占收入的3%，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全部为分配制。
而方叶的建议里,显然反对一味的分配，他认为这种方式就是在人为拉大阶级差距、城乡差距，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为什么工人就能分房子,而其他阶级不能呢?这种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不就成了阶级所有制了么。
从经济的角度的说,这种分配国家需要投入的开支巨大，不仅占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利润,而且还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比如,根据财政部当前‘利润留成’的原则,企业大约会留下10.2%的利润,其余全部上缴。这一留存，还是在方叶的呼吁下进行的。
历史上1970至78年，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利润留存不足1%，以此来压低社会消费，这一行为不仅使得这十年间企业难以发展，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市场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对于国家的发展伤害太大了。
国有企业留下的10%利润用于一般福利性开支，但是向建房这种事，则由国家财政来拔款,企业自身并不能做主,这又使得整个前三十年,特别是六五年以后,职工住房的问题矛盾日益加剧,到了改开前,矛盾已经积累得如同火山一般。
大量的职工依旧在住着窝棚一般的地方，住宿条件差到离谱，特别是东北这样工业先发达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棚户区，而华东的上海等经济较好地区也差不多，几十年如一日,居住条件没有任何改善，一家几口人,住着二三十平米到处漏雨的破房子。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08年国家才开始解决，而在方叶看来，国家完全可以不必在那样发展，过去三线建设占据的大量资金,现在不用投这么多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国家工业产业布局调整，而国家财政现下比历史上又富余得多，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路子。
新的路子，就是开始大规模的城市住房建设,采用新的分配方式,既能节约国家开支，又能给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一个全新的住宿条件,而商品房的推出，既能改善―般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还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将投出的钱再收回来，可谓―举多得。
简而言之，就是提前开展城市建设,而且这个建设开展得越早，对国家越有利。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城市的基础建设,要知道城市大量棚户区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直接将这些老大难问题给掐了。
除此之外，还能减少和避免未来重走土地财政这条几近失控的邪路。21世纪房地产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不过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在建议书中说，而是通过五二六局汇报了上去。
至于，方叶所提的国有职工和编制人员过多的问题,也不是他第一次提了,只是此前国家工业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工人，也需要大量的就业,特别在六六年新经济政策全面实施前,国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随着私营经济的开放,方叶认为可以做出规划调整了。
这些方法自然是好的,但就如李副总理所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涉及到国家现有体制改革的大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究竟是要保持当前的方式,然后坐等问题继续发生，还是冒天下之大不违,走左左们眼中的‘资本主义路线’。
现下与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三个，分别是苏联、朝鲜、越南,后者自不必提,国家尚未统一，而前两个国家,都在实行住房分配制度,这也是很多理想主义者眼中完美的时代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真的完美吗?颠峰时期的朝鲜和苏联,特别是苏联的农民整体上过得确实还不错,住房、医疗、教育等全部免费,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没有多少选择权。
每个阶级的身份基本固定，阶级跃升困难,社会居民的总体上确实很平均,但同样要注意一点，富得很平均，穷得也同样平均，无论是苏联还是朝鲜的城乡差距始终存在，城市里楼上楼下，汽车到处跑,农民想买车，一辆三千五百卢布，是农民平均三年的总收入。
而且农民假使有了一定的积蓄,想住好一点房子,那非常困难，在指标满足的情况下，一套住房的价格高达7000余卢布,差不多—个农民六年的收入总和,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中间的各种条件审核十分严苛。
农村地区同样有差距,条件好的地方,或者一些样版工程，农民楼上楼下，但普遍是一层民居，想住上楼房?美得你。
这还是社会生活方面,而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计划体制不打破，分配体制不打破，一切都由国家来安排,不是谁想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而是国家指定,企业升级、科研发展,甚至连社会研究全部受到严格管理,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外在威胁,它确实是几近完美的状态,但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
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社会很快就会陷入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形，而要维持这种社会继续,那么就只能走向封闭，一个国家封闭的结果会是怎样，大清王朝已经给了答案，无需再多言。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自然不可能再走回这条老路，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开始,中国从来就没想过封闭自己，而是不断的进行国际外交、贸易的突破,中国的领袖们深知封闭之害,所以不是中国不想打开国门,而是美西方让我们无法打开。
还是以苏联为例,他们与美国已经建交，双方也在展开贸易，但是贸易的层级并不高,美苏之间科技贸易相互封锁,对于苏联来说，这种国门留了一条缝的方式,看似很高明,但实际很愚蠢。要开就大大方方的开,要么就像朝鲜—样,一封到底,仅保持官方交流。
中国的改开走的就是全面开放的道路,将旧有的制度和道路全面革新，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需要,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政权一时的利益,而是考虑长远的利益，这是中苏两国战略远见的不同。
事实证明，随着八十年代石油危机的结束,苏联靠卖资源的美好时代也结束了，僵化固守的教条制度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苏联原本完全可以走上另外的道路,它有许多选择,即便改革开放不做,但是整合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以苏联的技术实力,加上东欧、亚洲以及美西方的市场,苏联即便制度依旧不是很完善,但是其国力也将远超历史。
苏联还可以将‘新经济体制’坚定不移的推下去，打破内部体制僵局，怎么着都还能续个三五十年的命,然而苏联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保持着教条与僵化。
中国现下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同苏联相似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当前打破内部僵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并不完整，如果按照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那么国家未来并不会出现另一个时空那样的盛世发展，因为诸多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无论是国家高层还是方叶，都明白只这是一个临时的举措政策，国家要全面解决体制的深刻矛盾，有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改革开放。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只有对整个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放,要解放体制、解放思想、解放市场,通过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实践,大浪淘沙之后,重新建立起—套新的体制，否则这个国家的旧有矛盾就无解。
乌邦托的美好时代,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苏联和朝鲜都存在过,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朝鲜,人均GDP达一千美元,比当时的中国高出了整整三百美元，刨除其内部分配问题和城乡差距,整个朝鲜都处在美好时代。
倘若朝鲜也实行新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有步骤有计划的摆脱对苏联的单一依赖型经济,朝鲜也将会走上另一条路,那时的朝鲜完全具备这个能力,但是朝鲜并没有这样做。
靠着苏联输血发展起来的朝鲜,并未抓住历史机遇,内部也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而是在虚假的国力日益增长后，狂妄的觉得自己也能上桌了,开始搞起了核武器。
苏联给予朝鲜核技术的帮助，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对中国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中国完全无法阻止,双方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必须得签,这是中国长远战略问题,即便不签这个条约,一旦朝鲜被入侵,中国依旧得出兵,所以签与不签结果都一样,还不如签下来。
通过苏联和朝鲜两国美好时代的经验,都已经证明,苏联的全面国有化，全面分配制度,是死路一条;继续搞公社化搞乌托邦,那就是下一个朝鲜,同样死路一条;这个问题不是后来才看到的，而是中国早早就看到了。
伟大领袖为什么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什么加强对西方贸易?因为到了七十年代初，中西方贸易已经基本取代社会阵营贸易了，从这一点就能很好的说明，其实中国的领袖们，早已经明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苏联的特权官僚乱像我们看在眼里,看得分明;朝鲜人阔起来后，对我们鼻孔朝天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被苏联人看不起,还能接受，但被朝鲜人看不起,心里不窝火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我们自己花了近三十年时间，用实践证明了，自己过去走的绝对平均主义道路，同样存在严重问题。
于是阅历丰富的政治革命家们,多数都认为改革开放是必须要走的路，最后也走成功了，然而奇怪是在未来，仍有一部分人坚定的认为，那是‘右派反贼’上台，致使理想沦丧。
苏联的美好时代烟消云散,他们看不见;苏联内部一系列分配问题，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体制僵化等,统统看不见;他们只看到了苏联分配的短暂美好时代。哪怕事实证明，国内并不存在的乌托邦美好时代,他们依旧从那些失败中，找到闪光点,然后无限放大。
他们鼓吹公社化，鼓吹绝对平均主义时期，可他们既不看其中存在的问题,失败的事实,又缩头直接无视一江之隔的朝鲜现状,更不愿移民到朝鲜去享受美好时代的生活,他们其实要的是那个时期的阶级差异,并且幻想自己是分配者或者分配得利阶层。
他们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或者客观、理性的分析结论，从而真心的赞美那个时代、认同那个时代,他们其实要的是那个时代的阶级差异和特权糟粕,要的是城市人对农村人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要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即便整日打混,也能混吃等死一辈子。
他们并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究竟要怎样发展，那怕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摆在眼前,他们仍然一边吃着红利，一边选择无视，他们只是看不惯曾经的特权少了，农民工都能进城买房买车，过上本不该同他们一样水平的日子了。
他们举着伟大领袖的旗帜呐喊,用上一切高大上的名义，其实只是为了过去的特权,他们对于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在乎,如果给他们上台的机会，他们会继续双手捧着伟大领袖的塑像，用上最正义的言词,然后亲自毁掉现在的一切，恢复他们失去的特权。
他们的阶级论调，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缩小阶级差距，他们内心所想的是，农民的儿子就该种田,他们的儿子就该当官，但他们在人前绝不承认这些。他们用主义理想、披上伟大领袖精神的华丽外衣，将这一切都伪装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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