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刘帅也不敢多话,只是回道:“只要中央需要,我一定努力完成。”
朱老总点了点头,说道:“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世界军事科技日新月异，新型的军队现代化理念的构建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而自58年以后,军队现代化便停止了，现在还需要扭转过来,所以你的工作暂时还不会恢复。”
刘帅也点了点头,就见朱老总继续说道:“中印战事的问题,你也是知道的,这一仗虽然国家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结果如何现在还能最终确定，而等到这场战事结束,中央还要对军队做出调整,所以这段时间你先进行研究。”
这下刘帅听懂了,他的工作要恢复需要等到中印战事结束,而后中央会对军队出手,等到将军内整顿之后，才会让他重新恢复工作,这等于是为自己将来的工作扫清障碍,而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中央对他接下来的工作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
“请主席、请老总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刘帅站了起来，双腿并拢挺直胸膛,过去那股子气势又回来了。
朱老总起了身，两人的手又握到了一起,说道:“借着这个机会你思考一下后面的工作要怎么开展,这段时间里，主席也可能会找你谈一谈。”
“是!”刘帅立正答道。
朱老总在刘帅家里并没有待多久，前前后后不过半个来小时便离开了,不过消息却是飞快的在高层少部分人中传播了开来,没两日彭老总和林帅便收到了消息,不过朱老总去看望刘帅，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大家只是当作寻常的看望。
然而数日之后,刘帅便被专车接进了中南海,他出现在了菊香书屋里,主席亲自接见了刘帅，至于谈了些什么没人知道，刘帅回去之后,并没有什么动静,依旧在家养病,只是这个接见却是引起了有心人的关注,消息还是飞快的传播了开来。
只是大家依旧搞不清状况，特别是刘帅中南海之行后，还是在家养病,并没有看到起复的迹像,因此一部分人想去找刘帅探探口风的想法也就此停息了下来。
俚语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这话放在政治场上，就非常的体切了,自58年后，刘帅在大多数人眼中已经是避之不及的存在,什么叫冷落，一般人也许没有体会，但是在这个场上，这种现象则非常的深刻。
52年,五马进京之后的高冈就曾经门庭若市,只到后来被主席一巴掌煽了下来,然后到了陕西任书记去了，在那边一干就是好几年,现在看着也像是边缘人士，不过自去年晓平下放到了安徽，曾席圣到了中央之后，一切好像又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一般都是只上不下,没有中央大员再外放地方的先例，但如今却在晓平这里开了一个先例,而这也说明地方大员，依旧有起复的可能,曾席圣和晓平两位，都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远在陕西的高冈，也成为了拉拢对象，而拉拢他的人自然是林标。
两人早在延安之时就关系密切,如今高冈失势，在中央已经完全没有了根基,他也需要找一个人来投靠,而风头正劲的林标便是一个好依仗。
当然,再他看来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初他离开北京之时，主席跟他说,让他到陕西待几年,而后调回中央，可是这一待就是九年，完全看不到重回中央的希望,所以他的心里有了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最多还是对主席的不满，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如果说五八年时，刘帅、叶帅是军队内部斗争的眼中钉，那么现下曾席圣就是林标和高冈的眼中钉,林标要拉拢高冈，让他成为自己的助力,那么就需要高冈回到中央来工作，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可是晓平被下放到地方以后，这个位置高冈并没能拿到手,却被曾席圣给—步登天了,这哪里能够接受。
曾席圣接手了晓平的工作,任职中央秘书长、副总理,负责全国交通和农村经济战线的工作，已然位高权重,不过他在安徽工作多年,省内的工业、农业、经济发展都干得有声有色，又与方叶交流甚多，所以思想是相当开明的,自接手工作以来,做得相当的不错。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钉上了，至少在出事以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要搞他,只到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场会议开始。
这场会议是八届九中会议的延续,主要讨论今后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这是一次级别并不高的会议,主席和刘主席都没有参加，主持会议的人是总理,而在会议上，曾席圣谈了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经验，认为公社化不能搞教条，而是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来执行。
这本是一句‘持公’之论,结合了国家反教条主义的大环境,然后也正是这么一句话，却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他的言论很快就被人给举报了,说他在会上公开反对‘公社化’，更是将其早年支持‘单干’的旧事重新翻出来,说他是隐藏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
到了这里，曾席圣依旧没有认为这是多大的事，他只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表示自己在前一天的会议上讲的一些话，确实不够严谨,于是重新组织了语言，并且就那些话进行了解释。
方叶跟他说过，不要再提‘单干’，至于其中的原因也说得分明,所以曾席圣早就不提‘单干’的事了，而到了中央之后，他就更不再提这些，反而是支持起了公社化,不过有心算无心，或者说人的思想一旦形成,必然会在一些观点上表达‘出头’。
于是曾席圣这一次真的出头了，一场普通的工作会议,很快演变成了‘批斗’会，一些马仔上场展开了对他的猛烈批判，对于这陡然的转变，总理刚开始还在调和,但是见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总理也感到这事不同寻常了。
“你是得罪谁了吗?”一天的会议结束,总理留下了曾席圣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自来中央后，我一直做自己的工作，紧紧跟随中央的方针。”此时的曾席圣心里无比的忐忑，来势汹汹的批判，一切都毫无预兆的发生了,根本不给他任何思考和反应的时间,所以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得罪了谁。
他在中央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不过一年而已,但是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思想也不教条，工作很有方法，给总理减少了许多工作压力，所以总理才提醒他道:“你好好想—想。”
曾席圣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他摇头道:“我真的不知道得罪了谁。总理您知道,我到中央才多久，而且一直从事交通和农村工作,不涉及中央核心的权力和事务，与其他同志相处,也没出什么矛盾,实在是想不出来。”
总理见他这个样子，心底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你心里要多一份警惕,哪些人要针对你,想不出来，就从这些人背后的关系上去想。”
总理觉得自己提醒得已经够清楚了，他也不能说太多，毕竟总理这个身份十分的尴尬，就像明朝的皇权与内阁权之争一样，内阁权势过大，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若内阁不能进行政府管理,那国家的政策调整、应对什么的又会出问题。
为什么国家经常出现各种乱七八糟,朝令夕改的命令?原因便是内阁权力过弱，一旦内阁首辅直接躺平，一点存在感都没有，那么就等于皇权对地方治理一手管控了，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一个大脑,他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全部考虑全面，所以国家统筹上就会出现问题。
皇帝需要一个弱势的内阁，但内阁又不能—点权力没有，因为名义上需要它来统筹国家运作,但内阁又不能直接做出决策,它没有这个权力，那地方大员自然难得鸟他,跟他汇报不如直接跟皇帝汇报，不仅能争取得好感，而且还能稳定自己的权力。
因此,这就形成了皇帝、内阁、地方大员，三方制衡的关系，这在政治上是有效的,稳定了权力架构，但是政府治理上，就无法做到通畅、高效了。
内阁觉得有利,应当实行，但是地方大员觉得不妥，就不会听从命令，或者阳奉阴违,可是内阁却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内阁想整人,根本整不到,因为吏部虽然挂在内阁之下，但其实是皇帝直管的,地方大员要是参内阁首辅一本，那首辅还得陷进去。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总理表面统筹一切，包括中央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组部和地方行政事务,但实际上，总理早明白自己不能真的管,所以他大多时间的精力都放在了外交事务上，因为管得越多，得罪的人越多，死得越快。
管的结果已经预料到了,不管的结果就是得背锅,因此大管家这个位置,既要能平衡朝政,使得国家不至于过乱,但又不能完全放手不管,所以生存与背锅之间,需要长袖善舞,这非常考验人的智慧。
为什么历次以来的批斗中，作为国家的大管家，每每都能平安度过,而且除了被批过一次‘没有颐年堂,只有政务院’之后，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再也没受到—次批判?就是因为内阁交了权!——交权保命，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曾席圣的日子却是不好过，因为对于他的批斗越来越多，从开始的马仔上场,到了这一日的会议上，一个大人物上场了。
第372章 纷争（二)
一九六一年的广州会议和北京会议，因为要审议和部署中印边境军事斗争问题,因此会议比历史上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四月十一日才展开。
主席南下广州,召集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而刘主席与总理、陈芸、曾席圣在北京召集北方各局负责人与会，两会一南一北，目的是贯彻八届九中会议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
主席并不是一个人南下，而是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亲身走访与调查，主席发现了公社化过程之中，大队内部和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且写信给刘主席的北方会议，认为应当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不过这封信最后又没有发出,他决定将两个会合并成一个，到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
然而就在主席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之时,北京的会议却没有广州的顺利,这场会议由刘主席主持,同样讨论农村工作的问题，只是他与总理的发言结束，定下讨论基调没多久，作为负责农村具体工作的曾席圣，将将上台发完言,却并没有迎来掌声,而是又一次受到了批斗。
会上有人指出:‘过去有人一心要搞‘单干’，这是反对公社化，是公然站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对立面。’随着争论的引起，随即就有人指出:‘应当检讨过去安徽地区农村工作的问题。’更进一步将批斗对象指定到了曾席圣身上。
一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的将一场国家重要的会议,成功的演变成了批斗会，而批斗的对象则变成了曾席圣。
随着会议上指责的人越来越多，曾席圣的帽子也越来越多，诸如‘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破坏党的总路线’、‘破坏人民公社’‘破坏伟大领袖的公社化运动’、‘党内有一个反党集团’等等,罪名足足有大几十条，要求曾席圣给予解释。
总理没想到这些人既然敢将之有会议上的问题，引到大会上来公开化、扩大化,但面对这一情况,他为了避免成为所谓‘反党集团’的一员,便选择了闭口,而刘主席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因此他站了出来,认为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企图将会议扳回正轨，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刘主席在会上说道:“这次会议是讨论八字方针的执行问题,关于曾席圣同志是否有问题,这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何况就过去的工作而言,我认为曾同志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工作,都是取得了良好成绩的,这一点主席也是多次赞赏的。”
刘主席的话音刚落,与会的人群中，就有人公开站出来说道:“如果他没有问题,那就请他说—说，1953年,他就说农村地区搞‘单干’能提高农业种植积极性,这个话他有没有说过?他还支持富户，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曾席圣你应当解释一下，庆州同安县搞的示范,实行所谓的‘一般性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是在你的支持下完成的?”?
“安徽是全国资产阶级大本营,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头子，现在这个头子进了中央,还要企图在中央搞资产阶级复辟。”
“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人支持他,那么说明中央里可能隐藏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这是有人指挥的!”话风越说越离谱，刘主席见形势完全不对,这是冲着他来的了，于是便气愤的说道:“你们说曾同志有问题,还说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在指挥,谁是指挥?谁是反动集团?”“谁支持，谁就是反动集团的指挥!”有人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刘主席。
这让刘主席气坏了，怒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搞社会主义建设水平如何不知道,但是搞批斗倒是很会来事，你们又是受谁的指挥?!想要批倒曾同志,也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出来，为了批斗而批斗,这是为了党的事业发展吗?我看你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要搞事情!”总理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他见这个事情越扩越大，已经开始向刘主席发动攻击了，为了缓和局势，想了想便说道:“既然同志们想要曾席圣同志做解释,那就请他解释一番。”
其实刘主席现在也确实搞不清楚,这些人究竟是要搞曾席圣，还是要搞他,如果这只是一个引子，那么他就必须得说话，但是现在总理发了言，将问题重新回到曾同志那里，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时机,于是便决定先静观其变,没在发言了。
这时与会的康升，见有人超出了批斗计划,要将事态扩大到刘主席身上,便也出来打圆场说道:“刚才有同志说中央里隐藏了资产阶级反动集团,还有人指挥,你们想说什么?要将矛头指向谁?谁是指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康升作为人大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常委，同时还是主席思想出版社的副社长,理论小组组长,属于主席的绝对心腹，他的话一出来，一下子就将事情的范围给控制住了，那些马仔们自然知道,现在还不能将问题引到刘主席身上,于是便又集中火力开始向曾席圣发起了总攻。
什么叫百口莫辩，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作为当事人的曾席圣被迫出来做解释,他说承认自己说过可以在安徽地区试验责任田这种观点,但是并没有实行,至于支持‘富户’这个观点,确实是当时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不清,他愿意作检讨,但是他从未反对过‘公社化’，更没有反过党的总路线。
“那庆州同安县搞资产阶级复辟,成立了一大批资本家，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又有人要求他进行说明。
“同安示范县的成立是中央的决策,我在地方是根据中央指令在执行，所以说我在安徽搞资产阶级复辟,我坚决否认。”曾席圣进行了说明。
“作为地方省委书记，同县这样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县城，没有进行公社化,这个是不是事实?你还说你没有反对‘公社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看你就是又要怎么解释?”“同安县是没有进行公社化，但实行的是集体化。”
“同安县是不是搞了责田任制度,进行了单干?这一点你是否要否认?”“同安县是中央确定的示范县，是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那里的一些行政与政策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曾席圣解释道。
“你这是胡说八道!是在蒙骗中央!你作为地方书记，这么大一个地方不搞公社化，却走苏联的‘集体道路’,还反对公社化，将田地交给农户‘单干’，我看你就是隐藏在党内的‘苏修分子’、是隐藏在党内的最大‘资产阶级代言人’!”曾席圣继续解释道:“我说过，同安县是中央批准成立的示范县,那里的一切政策都经过中央的批准,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查阅中央的相关文件。”
“那是你在蒙骗中央!你就是在借着中央成立示范县的契机，实行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大搞资产阶级复辟,反对党的总方针，总路线!”“我认为曾席圣的企图已经很明确了，他就是混进中央高层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企图窃取党有胜利果实,他有一个大阴谋!”越描越黑,曾席圣见至少有十几名与会的人在攻击自己，而刘主席、总理、陈芸以及大多数同志全都不作声，他知道自己这一关恐怕过不了了。
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在那些攻击自己的人眼中，解释就是遮掩,就是他的阴谋,就在他在酷署里被吓得冷汗直流，不知道如何应对之时,终于那些攻击他的人，从地级负责人，上升到了省级负责人。
高冈见曾席圣已经默不作声之时,他知道时机到了，于是便出来说道:“曾席圣同志,中央对你很信任,主席也对你过去的成绩很是赞赏,但即便过去那些‘单干’言论是你认识不够清楚的问题，那么现在同安示范县没有进行公社化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曾席圣沉默半晌，他只好点了点头:“是真实的,但我还是要说明，那是中央批准给予示范县的政策。”
“那中央在批准这些政策之前,你是否向中央就真实情况以及后果进行汇报了呢?你是有这个能力和责任的。”高冈问道。
杀人诛心!这个问题曾席圣无论如何回答,他‘欺骗中央’的事情都将坐实,如果他回答汇报了，那就需要证明，一旦查出来没有,那就是对党不忠,是反党阴谋分子，如果他回答没有汇报,那就是向中央隐瞒真相,是隐藏在党内高层的‘反动派’。
横竖都是死!事实上，对于同安和固安两个示范县成立的所有内情他全部知道,同安县示范县的成立完全是因为方叶一手促成,而固安县只是为了给同安县打掩护的,但是他不能说，因为这是国家的重大绝密。
这个锅他得背，而曾席圣的火气也上来了，他一推眼镜，气沉声硬的说道:“我从来没有欺骗中央,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对于党的事业从没有二心，你们说的那些东西,主席自有评断，我不再作任何解释，你们要针对我,那就来。”
曾席圣直接选择闭口，而这样一来,对于他的批斗就无法继续了，形势可能会反转,于是一个超级大人物终于站出来了，就见康升微笑着说道:“曾席圣同志,你这是什么话，同志们也只是要你作些解释,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嘛。”
“栽脏陷害，我说不清楚。”曾席圣说道。
“你的意思是同志们说的那些事都是不成立的?同志们是在栽脏你?”康升依旧一脸笑容。
曾席圣看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康升,顿时脑海之中一片清明，他终于知道是谁要整他了,原来这位才是背后的大人物，可是他想不明白,康升是人大副委员长,自己与他也没有任何仇怨，这是要干什么呢?
曾席圣抽出烟点了起来,他不再说话,而面对他的这种态度，又一轮猛烈的批判到来，至少有十几名同志纷纷起身，指着他,要求他说清楚,然而曾席圣已经打定主意不再说话，因此面对指责，他选择了三缄其口。
不说话就成了吗?事实是不成的,因为不说话就是默认，就给了攻击他的人更多的理由和借口,于是他的历史旧账被翻了出来，从革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各种历史纷纷上场，为的就是证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
如果方叶在这里,他一定会目瞪口呆，他过去看那些历史小说,那里的政治斗争，手段是如何的高超,如何的智计百出，事实上，在现实中的政治斗争，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完全就是泼脏水，—群人站起来各种扯大旗批判。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事实是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群人来指责一个人,让他的所有解释，全部变成无效应对，然后无限扩大，断章取义就成，出来解释也罢、闭嘴也好，都没有什么用,任何正面、反面的回答,都会被无限的延伸下去，然后成为新一轮攻击的借口。
总理实在听不下去了，特别是对曾席圣革命时期的批判，当时曾同志在他的手下，如果这种批判成立，那他自己不也要被牵扯进去了?所以总理他忍无可忍了。
就见总理黑着脸说道:“其它的不说，曾同志革命时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他的革命历史我是非常了解的,不存在一些同志所说的那些情况,如果谁认为有，那么我就让中央来调查，若是没有,说的话要承担责任!”总理一招‘反坐’祭出,顿时让对曾同志革命历史批判的问题停了下来，至少那些背后之人,现在只是想干下曾席圣，还没有想将刘、周一网打尽，他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火力便直到曾同志为止。
—场工作会议,又顺利的演变成了批斗会，情况很快汇报到了主席那里,而在广州的主席,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也完全没有准备,这其中究竟是什么情况,他同样陷入了思索。
曾同志,主席还是很看好的,属于自己人，所以一开始对曾同志的批判,他想到的是刘主席,他在想是不是他要夺权，至少第一时间是如此反应。
既然北京那边的会议开不成了，主席便要求两个地方的会议合并，到广州来开个中央工作会议，既是总结和部署中央接下来的工作,让中央的首长们全部下去，搞一个调查研究之年，也打算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内情。
四月中旬,两处会议合并，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将正式召开，而在会议开始之前,康升便来到了主席的住所，向他打起了小报告。
“你的意思是曾席圣是有问题的?”主席一身汗衫短裤，躺在躺椅上问道。
康升说道:“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不少同志对他的一些做法是有不同看法的。”
“那你是什么看法?”主席问道。
康升答:“既然同志们对他有误解，我的看法是,让他将那些问题说清楚就成了。”
一些同志与同志们,这个表述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是部分,另一个则是整体,而这正是康升在给主席汇报中的不同用词，所带来的影响。
“究竟是哪些同志对他不满?”主席自然不会被简单的伎俩所蒙蔽,所以直接要求点名。
康升自然不会点名,因为那些人都是他找来的,是他与林标战线的人，于是回道:“会上，一些同志就曾同志过去在安徽工作的问题要求做出说明,具体是哪些人也没记，当时挺多的，大家有些站起来指责，有些坐在那里,那些地级领导我也认不全。”
“当时，陕西省的高冈同志还出来打圆场，说只要‘单干’和同安示范县没有公社化的事情,只要不是真实的,将此问题说清楚便好了。”
“那曾席圣是如何回答的?”“他承认了同安县没有进行公社化,而是苏联制的集体化,认为这是探索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至于‘单干’的问题，他说是之前认识不清，后来他是支持公社化的。于是一些同志便就此问题，要求他进一步做出说明,而曾同志说中央知道，他便闭口不言了。”
主席再次问道:“怎么会突然有人出来批判他呢?”康升回道:“数日前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讨论工作时，引起的争论，后来到了刘主席主持的公议上，曾同志发言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拿了出来。”
“少其是怎么说的?”康升回道:“少其同志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后面便没有说话了。”
主席再次问道:“他说了什么?”“少其同志说，曾同志的问题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还说主席多次赞赏曾同志。然后便支持了曾同志,认为对他的批判要拿出实足的证据出来,还说一些同志口中的‘反动集团指挥’是要搞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吗?”主席吸着烟，微微转头看向了康升。
康升点头道:“是的!”“我知道了。”主席回过头，而后默默的抽起了烟。
康升离开后没多久，主席便将少其叫了过来,两人坐定，主席便又问起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少其便将前后的情况,全部向主席进行了完整的汇报，里面的情况基本与康升说的差不多，至少表面上内容是如此。
听完汇报后，主席便问道:“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刘主席答道:“曾同志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对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对党也是忠诚的,我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至于那些批判，大概是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主席重复道。
刘主席点头道:“这次的批判来得毫无预兆，而且突然发难,就想准备好的一样。”
“你是说，中央内部有人在挑起争斗?”主席问道。“这个还不能确定，但是对于曾同志的批判,确实来得突然,那么多地委的一把手站出来指责，后来陕西省的高冈同志也站了出来,要求曾同志说清楚就好了，但是那些问题，也让曾同志陷入了两难。”
“什么是两难?”主席吸着烟，提高了一些声调,说道:“对是对，错是错，两难就说明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是说不出口!”主席的话，让刘主席当场愣住了,这几个意思啊，曾同志此前可是主席的人，怎么主席突然这样说了，难道是因为…。想到这里，刘主席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支持了曾同志,大概是坏事了。
“主席的意思是…?”就见主席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道:“以前他就呼吁要分‘责任田’，要搞‘单干’，58年公社化，他的思想做了一次转变，这本是好的，但我看这个转变还不够彻底，心里还有一些小九九。”
‘完了!’这是刘主席对曾同志最终的评价。
而接下来，主席的说法，则完全应证了这一点，就见主席说道:“我看将他提到中央来的决定是有些过早了，他的一些思想还不够坚定,国家工业建设时期,公社化是一条必定的道路，现在让他负责农村工作,是看重他以前的工作成绩,这个‘农业专家’名是否副实,我看要再考验一下。”
“前有一个邓子辉，现在来了一个曾席圣，我看他们都一样，都是反对公社化的，只是放在了心里,现在到了中央,心思就变了，想要搞自己的那一套,这种思想要不得,要扳过来。”
刘主席不敢再为曾席圣说话了，他知道如果再说,便成的坐实了会议上所说的‘中央高层有一个资产阶级复辟集团’了，而他就是这个集团的指挥。
于是，刘主席说道:“这位同志在一些思想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看可以考虑让他再回去锻炼、锻炼。”
主席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却是问道:“那你看谁来接这个工作合适?”刘主席想了好了一阵,这个人必须是主席认可的,而且最好是过去主席的老班底,于是便回道:“康升同志思想可靠…。”
“他不合适，没有地方从政经验。”主席直接挥手打断。刘主席接着说道:“我看高冈同志很合适,这些年他在陕西地方的工作做得很认真,虽说过去犯过一些错误,但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主席吸了一口烟，思考了一会说道:“那就让他上吧,以前我说过让他到地方上去历炼几年,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些年，中组部再考察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其它问题,就这么决定了。”
“好的主席。”刘主席连忙答道。
当晚,主席又将高冈叫到了自己的住所,这让高冈兴奋不已，自52年离京之后,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被主席特召，而主席对他的期望,更是让他喜不自胜。
“你在陕西这么多年的工作,我是看在眼里的,还是干了一些事。”房间里，主席说道。
高冈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回道:“谢谢主席的肯定。过去的我是犯有错误的人，是主席扳回了我的思想,让我没有走上歧路，我今后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主席却是故意说道:“陕西那个地方，你还要待一待。”高冈心里一突，不过他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虽然这次谋划失败了，但还有下一次不是，于是便信誓旦旦的说道:“是，主席!您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地方上大有可为,我一定努力将陕西的工作做好!”主席呵呵一笑,见他如此诚恳便转而问道:“你在陕西几年了?九年了吧?”高冈答道:“是的,我是五三年春过去的,今年刚好九年整。”
“九年了，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如果将你调到中央来,你是怎想的?”高冈直接怔住了,半天才说道:“主席让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你还是不错的。”主席满意的再次表示了肯定,而后又问道:“对于曾席圣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没用‘同志’称呼，高冈瞬间明白了，但他自然不可能直接上‘黑’，这样做反而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于是便说道:“曾同志的工作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我是问思想上的问题。”主席提示道。
高冈连忙改口道:“他过去对于‘单干’情有独钟，而且认为‘富户’能够解决农民经济困境的问题,而这种思想对于全国公社化和农村工作来说是有些不合适宜的，我认为要是能够改进这种错误思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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