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却是摆了摆手说道:“不到万不得已，这个手段不能用。”
吸了一口烟，主席继续说道:“各位说得都有道理，但是历史也确实已经证明，谈判只会对印度有利，而对我方则大为的不利，今年与印度的谈判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的看法，西藏那边公路一通，我们应当要动起来。”
朱老总看向主席问道:“主席是什么打算?”主席回道:“继续推进西藏屯垦戍边，东部将现有的林芝农场扩大到周边，山南、日喀则、等地区都要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抽调西南的部队并组成多个的工作组，继续深入墨脱、察隅将此两地,逐步将整个林芝地区全部控制下来，不能再让印度人占领了。”
“西部的山南市采取步步推近的对策，压缩印度人前进的脚步，派出工作组前往达旺工作，总之一条一步步的向前推进，若是遇到印度人阻拦，能谈就谈，谈不拢也不要撤，这场战事要打，就尽可能的提前打，最好在中苏关系尚可之时就打。”
总理说道:“主席，如果我们实行推进政策，那中印边境的争端，外交部门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处理对策?”主席回道:“从历史上看，印度人根本无心谈判，只是借机进一步在藏南站稳脚跟罢了，所以我们不能给印度人这个机会，现在他们将将控制藏南一些地区，那里的藏民也是有反抗的，因此在少要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联合藏南地区的民众一起来反抗印度的入侵。”
少其想了想说道:“藏南地区没有进行土改，当地依旧在奴隶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大概率不会接受我们的政策，相反的，他们很可能会如历史上一样受印度的蛊惑，搞出个什么‘藏人独立’出来，到时那些奴隶主反而会起兵反抗人民政府。”
主席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51年解放军进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队进入藏南后根本没有任何根基，而且一旦大雪封山，部队连给养都没办法送进去，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便又撤了回来，所以造成藏南丢失的原因太多了，但说到底还是国力的问题。
主席思索片刻回道:“少其说的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不能因为有困难我们就不去做，那样只会助长印度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应当清楚一点，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战场上赢不了的，谈判桌上也同样得不到，指望和印度人谈判拿回失地，那是妄想。”
这时朱老总终于开口了，他说道:“可以增加在西藏的驻军，按主席的方式，将部队洒出去配合工作组一地一地的接收，若遇抵抗则立即歼灭，不要给奴隶主勾结印度人的机会，如果遇到印度人，能谈则谈，真要谈不妥，那也就只有一条路了。”
主席说道:“我们的卡车还是太少了，可以在苏联再买一批，要专用于西藏运输。”
总理回道:“临时应急的话可以先买一千辆，长春的汽车厂预计明年完成建设，56年投入生产。”
“该买得买，我们要预备两年内发生边境大规模冲突，一千辆是不够的，买两千辆。”主席说道。
总理点了下头，记录了下来。
藏南地区的收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印度人掌握了地理优势，抢占了先机，提前占领了藏南大部分地区，外交谈判基本无望，而我方想要进一步推进，但是由于地理上被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交通条件更是极差，对我方十分不利。
因此，现在要进―步扩大在藏南地区的实控面积，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还要面临诸多不利的外交风险，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国家需要和平来进行发展，战争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但若是还如历史上一样，那么藏南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将会永久丢失。
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的抉择，不管则损失领土，管的话国力、国家发展、国际外交等等都会受影响，是暂时放下争取国内的和平建设，而是实行推进政策，与印度针锋相对，国家事实上处在一个两难的抉择之中。
不过现在已经下了决定，国家将执行推进收复政策，不会再仍由印度人肆无忌惮的侵占了，而又由于方叶的到来，国家在藏南地区的实控，事实上比21世纪中国的实控面积还要多一些，真正被印度占据的藏南领土大约为6.5万平方公里。
远在同安县的方叶并没有关注到藏南的问题，他此刻正在庆州市，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十月份苏联同意了帮助中国建立液压工业，而一机部也打算在天津和榆次成立两个液压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叶要在庆州建立的液压工厂。
与国家不同的是，华昌要成立的液压厂，不只是一个工厂，而是一个液压元器件工业产业链，包括液压管件厂、金属接头元件厂、液压泵(油箱)厂、一个阀座厂，以及一个液压系统研究所。
然而现在这一切还一无所有，需要从零开始，不过好在苏联已经答应了帮助中国培训人才并帮助中国建立相关的工厂，所以现在这些工作可以开始了。
庆州地委书记傅大章苦了几个月，如今终于苦尽甘来了，方叶突然宣布在庆州建一批新工厂，这让他欢喜不已，因此待到方叶到庆州之后，傅书记和方市长两人都亲自跑来陪同。
“两位领导，我来庆州只有一个请求，我需要一片地。”地委的会议室里，方叶直接说明了来意。
傅书记掏出烟抽了一根递给出方叶，笑道:“好说啊，不知道方叶同志要多大地方?”方叶接过烟说道:“350亩够了。”
傅书记点下头，脸上满是笑意的回道:“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要搞什么工厂啊?”方叶笑了笑:“准备搞液压工业，目前国内在这一方面还是空白。九月份我向国家打了个报告，希望能发展液压工业，为新中国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国家已经批准了，将由华昌集团出资从苏联购进成套设备，由苏联帮助建立工厂并培训相关的人才，而我决定将工厂建在庆州。”
傅书记顿时大喜，不住的点头道:“好好好，方叶同志的要求，我代表地委完全满足，华昌看上那块地，地委就划哪块，就是不知道350亩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以再加。”
方叶点了下头说道:“够了，这类工业暂时不宜搞得太大，一是国内现在机械产业规模还小，二是投资太大的话，到时不利于回本。”
当然，方叶也不免要画一个饼，他说道:“液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这个行业要是将来能在庆州发展壮大起来，甚至成为国内龙头行业的话，这对于未来庆州工业发展的布局是极其有利的。”
在方叶的计划里，液压工业将与华昌机电一样，完全独立运行，而他之所以将每个部件全部拆成一个工厂，目的就是期望将来做到专精,搞液压泵的专于泵，搞阀座的专于阀座，而在整个工业链中，液压泵、阀组（液压阀)、管路(含元件)是三个不同的领域。
方叶在未来位面工作之时，就发现了这一领域所有的高端几乎都是西方和日本的天下，液压泵方面，美国的尼科、派克;气动元器件费斯托;电磁阀方面日本的SMC和CKD;这些国家长期霸榜中国液压和气动元件器领域，而中国与之相比，做得最好的算是浙江的德力西了。
方叶现在成立这一批企业，就是期望通过未来不断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的领域与这些企业争锋较量，而这就需要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全面发力，所以方叶才没有将这些全部集中到一个企业，而是全部分开，让其独立发展。
虽然中国的液压起步比这些国家都要晚，特别是美国的派克公司，早在1885年就已经成立，不过现在世界范围内液力泵和电磁阀都还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从这一点上来看，一旦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完成了液压工业的建立，其差距不会超过十年。
如今电磁阀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1955年左右，德国与美国的新型电磁阀都处在研究阶段，传统的电动与液力换向阀组仍是主流，方叶打算用五到十年时间，追平这一差距，15到20年后展开与一流水平的同台竞技，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一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方叶的庆州之行，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搞定了，傅书记亲自带着他来到了城郊的一片荒地，然后大手—划，这一片地方便成为了华昌集团的工业用地，整个过程从上车到重新上车，仅仅过去了一刻钟。
十二月中旬，两名苏联专家来到了庆州,，考察建厂用地的情况，这些来自苏联的同志真的十分的用心，他们如同像是给自己的祖国建立工厂一样，从地质地形到厂区规划，全部进行详细的讲解。
陪同在旁的方叶看着他们那专注的神情，不由得暗暗感叹，如果苏联能够放弃大家长的作风，能够与中国平等的相处，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会不一样，只是这一切他无法改变，只因苏联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态度，实是可哀可叹。
1955年即将到来，华昌集团又到了一年的盘点之时，1954年华昌的事业迎来的真正的爆发期，华昌机电一年之中车铣床累计出售了六千五百余台，高功率电机一万七千余台，微型电机出货量达以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余万只,而无刷机出货量也达到了十二万只。
华昌的微型电机主要用于单双带录音机，华音录音机睛1954年仅仅九个月，便在全球销售了十四万余台，累计销售额约三千七百余万美元，华威电动工具也销售了十二万只，国外销售了五万余只，销售额接近五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电阻焊机产业也走上了正轨，经过一年多的推广，也实现了八百多万美元的佳绩，加上天和电子、奶茶冲剂、华音的录音、磁带工厂设备等,华昌集团1954年仅外贸一项，实现销售额近九千万美元，实现利润三千八百万美元。
按照目前的市场增长速度，预计1955年录音机海外销售将突破五十万只，电动工具突破二十万只，而天和电子由于处于受控状态，因此1955年的计划出货总量控制在三千万只，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华昌集团的销售总额将超过一亿美元，利润不低于五千万美元。
当然，此时国家的外汇也是受到管控的，所以华昌的利润，除了允许留下一部分用于拓展业务外，其余的将全部化为人民币。
国内的业务，1954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9万亿人民币，利润为2.2万亿人民币，扣除30%的税收后，净利润仍将达到1.6万亿人民币，华昌总赢利为按新人民币汇率超过2.4亿人民币，算上1953年的节余，华昌银行账户将有三亿元可以动用。
而根据华昌的规定，每年利润中10%至20%用于科研投入，但由于1955年的主要投入将是液压工业和数控机床工业，两个项目的总投入只有六千多万人民币，因此华昌节余的钱实在太多了，于是方叶决定扩大科研合作研究规模，增加费用开支，计划将投入不少于七千万人民币，将过去的一百三十个科研项目，扩大到225项。
这些项目将涵盖半导体、微电子、光学、电力、化学(电化学)、新型材料、新型电池等领域，每个项目投入的费用看上去并不多，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科研界来说，这些钱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巨额投入。
要知道这是一个连五万元科研经费国家要掏出来都困难重重的时代，当年新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始的费用就只有这个数，而就是在这么点经费的条件下，中国的科学家们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硬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制造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
而方叶自从1952开始，就陆续在全国各大高校，寻找科研项目合作，只不过当初华昌的名声太小，但派出的人找上门后，很多学校以为是诈骗，最后还是国家出面，才让这些学校相信这是真的。
方叶自己确定了一些主要门类的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项目他也不懂,好在华昌与上海交大合作多年，他们牵头帮助华昌在全国寻找可研究的项目，到1954年时，项目确定为131项，现在这个项目数又增加到了225项。
华昌的研究经费中，最小的单位是五万人民币，主要是一些纯理论型的研究，如数学这一类，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因为与华昌的合作最为密切，他们一年收到的研究经费就有三十万余，这还不包括与华为签有劳动合同人员的工资。
要知道国家给科学家和研究员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到两三百元不等，而一旦与华为签订了劳动意向合同，那么研究员年起薪三千元，技术专家、科学家起薪五千元，年底有年终奖金，研究获得了重大成果还有项目奖励或者专利分红，这些签定了意向合同的人才，等到华为研究院建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来到华为工作。
华昌拼命的在全国挖人才，而这是经过了国家同意了的，每一位与华为签订合同的人都经过了国家的批准，当然方叶也与国家有言在先，一旦国家有某重大工程启动，需要哪些人才可以从华为直接调回。
如今全国的人才数量有限，华昌抢走了，国家就没有了，但实际情况又是，国家虽然有这些人才，但是苦于没有科研经费，现在全国的重要科研单位、学校的研究室(所)，如长春光机所、计算机所等都靠着华昌的投入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投入目前的时间还断，但是方叶知道，只要继续投入下去，再有三五年就能看到成果陆续出现了。
忙完了公司的事，又到了年终，方叶终于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了，不过他又接到了人民日报的电报，问他答应报社的文章什么时候写，方叶挠了挠头，这才想起来，这一拖已经拖了三个多月了。
“小许。”方叶走到门口喊了一声，不一会秘书许耀明便快步走了过来。
“那个，最近新闻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这段时间太忙了，报纸都没有看。”方叶说道。
许耀明抿起嘴，稍加思索便说道:“近期内最大的事，便是国内文学界在批判俞伯平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场批判会从十月就开始了，现在还没有结束，主席也在其中发表了观点。”
“嗷~具体是什么情况。”方叶提了指沙发说道:“坐下将知道的跟我说说。”
许耀明走到位置上坐了下来，而后介绍起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244章 写点什么
办公室里，许耀明详细的讲述了这段时间人民日报上针对俞伯平的批判，这件事的始端来自于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上一篇名叫《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两位名叫李希凡和蓝翎学生写成的，后来人民日报便对俞伯平展开批判。
许耀明不知道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方叶却是知道的，这便是1954年的文化大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界的‘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论观点。
文章发表之后，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被江清读到了，于是便推荐给了伟人，而伟人读后也认为文章相当的不错，于是江清便找到了人民日报的总编邓拓要求发表，而邓拓在未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商量下，采访了文章的两位发表人准备在报纸上发表，只是小样排出后却受到了周扬的反对，文章便没有发成。
接着九月下旬的一日，江清再次来到了报社，并找到了周扬、林默涵、邓拓、林淡秋等人展开了座谈会。
此时的江清是电影处处长，是下级，但是却能直接安排是中宣部的上级和报社的会谈，这种情况下周、邓二人当然心里是有一些看法的，何况他们二人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伟人的意思，还是江清本人的意思。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周部长有一次去看伟人时，就表达了搞不清‘到底哪个是主席的，哪个是她个人的’。他表示‘是主席的指示，就坚决执行，若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伟人“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又说，江清很聪明。
因此当江清要求将这篇文章发表到人民日报上后，周、邓二人自觉认为是江个人的意见，所以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周副部长随后提出由《文艺报》转载，而与会的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没什么了不起的。'时任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到了写文章的二人谈话，认为文章写得很粗糙需要再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再加一个编者按。
后来文章终于发表了，编者按还是冯亲自写的，他认为两个青年人以科学的观点评价俞伯平《红楼梦简论》值得大家注意，但作者的意见还不够周密，不过认识是正确的。
冯作了一个持公之论，只是他可能万万也想不到，他和周扬、邓拓却因此得罪了人。
方叶将收集来的报纸一—看过，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三人得罪了江清，最终在文革之中都没有得到好结果，当然那是过去的历史，未来怎样方叶现在也不知道，他不清楚未来发动新的运动后，还会不会那么过火。
江清将文章发表的经过告知了伟人，这引起了伟人的不满，但看到冯雪锋的编者按后更是感到‘问题严重’，他认为‘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时至10月16日，伟人亲自提笔给政治局和其它同志写了一封信，便点名了其中28人阅读，信中重点指出，要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做斗争’，他还认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这封信写得相当的严厉。
一信激起千层浪，随即文化界展开了对俞伯平的激烈批判，一直到十一月初，上级来了新的指示，要求将矛头由俞伯平转向胡适，当然这不是说能俞的批评判就结束了，事实上从十月到十二月间，间各种批判会就召开了110多次，受批判人的俞伯平更是要赶场赴会。
而之所以要发起如此大的声势，主要还是此时的文学界，还没有学会使用马爷爷主义哲学观,不会从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的观点去分析。
具体到俞伯平的《红楼梦简论》上，俞师承自胡适属于红楼考据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一家一姓之兴衰悲剧，而他们的学术观点也是基于此出发。
1954年俞就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发表，一时间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是他的这种观点与时代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他没有从唯物论出发，而是从唯心论出发，只分析了一家—姓之兴衰,而没有看到‘封建官僚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结果。’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不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是他也曾经‘左’过。
1926年的七月，他到了莫斯科被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震动，并与蔡和森等党员畅谈良久，后事还对徐志摩说‘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徐志摩则说他‘像一个布尔什维克’。
只是不久之后，他又写文并在《晨报》上刊登了反苏的言论，其后报馆被左翼青年放了火，他为了表达自己容忍一切异见，并写信给陈独秀，批评主张阶级专制的人，认为他们连信仰自由都容忍不了。
1927年白色恐怖时代，陈延年被捕，胡适立即托关系救人，便找到了吴稚晖，只是这个姓吴的不是好人，他立即揭发了陈延年的身份，致使延年、乔年两位革命志士最终牺牲。
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发动文化界联合写信给蒋介石，主张从轻发落，老蒋采纳了他们的议建，后来陈独秀服刑期间，胡适也经常接济他，还按陈的要求购买书藉送阅。
纵观胡适此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场运动之后，他便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不过他既不赞成马列主义，也不反对，不过他确实不认可是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从他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中，他始终主张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没有认知到中国在这个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方叶花了两天时间，通过报刊和对历史的查阅，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却并没有就此动笔，只因这样的文章并不好写，特别是在当下的这个环境，是客观的叙述还是一左到底,这让他感到很犹豫。
整整思考了一日之后，他觉得还是要写一篇文章，并且采用中立、客观的原则，至于这篇文章能否发表，他觉得还是让上级来决定，所以这篇文章还是如以前一来，通过五二六局寄到中央，由领袖们来定夺。
夜色静悄悄，公司里的同事都已经下班了，但方叶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此刻的他坐在电脑前，直到一支烟抽完，双手才放到了键盘之了。
《从‘红楼梦简论’的批判聊起》副标题:——时代的思想赋予了我们怎样的启迪?》作者:王岩，文章的标题起完了，随即正文开始。
不过在正文开始前，方叶还是花了不到两百字，写了一个‘简述’，在这个简述之中，他表达了写这篇文章的意图，以及所抱持一些基本观点。
他将通过文章回顾半个世纪多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动态，不过不会进行某项观点的批判，而只是表达一种个人观点，所以这不是一篇带有具体立场的文章，他将尽可能通过客观的叙述，论述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现在的马列主义思想。
文章并没有从‘新文化运动’写起,而是从‘戊戌变法’写起，先是回顾了清朝为什么会发动‘维新’以及基本的过程,而后才挥笔写道:“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企图通过‘改良主义’来使得中国改变落后的封建面貌，但这场运动最终仅仅持续了百日便失败了，而其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它触及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政权的核心利益。”
“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维新派，没有采用改革的方式，而是认为通过一场妥协式的改良运动，就能够使得中国由封建专制顺利的转向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忽略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群体维护群体利益的决心与意志，也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软弱性。”
“改革与改良，二者一字之差，但是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范围、深度、目标上的区别。”
“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根本性的、全面的改变，旨在创造全新的形象或解决根本问题;而改良则是对现有体制的修正、修订，以优化现有体制或满足当前的需要。”
“但改革对于当时的大清王朝来说，无意于‘断其龙脉、灭其统治’，是会对统治阶极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甚至是颠覆，因此这场维新运动，最终采用了改良的方式。”
“改良派们期望通过这一方式，既能保证现有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不受大的损失，又能改变当时体制落后的面貌，使得统治政权获得一定程度的喘息机会。”
“然而这种既要又要的想法，并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看来，现有的体制是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保障，任何对这种体制进行一丝一毫的变动，都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拒绝任何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最终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统治阶级实际上都无法接受，所以这场改良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客观的说，戊戌变法，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变法运动，它打破了过去‘旧有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激发爱国主义的同时,也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第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国内的‘新思想’反而因此兴起，各路仁人志士，纷纷开始研究拯救中国的办法，—大群新的思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开始兴起。”
“戊戌变化失败以后，有以严复、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又有以陈独秀同志、胡适先生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还有孙中山与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思想等。”
“严复先生是近代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自由主义初始主张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他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否定传统的纲常伦理等文化，而在政治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终实现全盘西化。”
“戊戌变化至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内，严复先生的思想开始转向，他放弃了《天演论》时期的社会达尔主义立场，开始专注于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建立，这一观点的起因是他担忧‘义和团狭隘民族主义’和‘排满革命’，他试图通过理论构建一种统一的国家观与民族观。”
“这一时期的严复先生的思想开始逐渐偏向保守，在一些问题的认知上，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他没有意识到义和团运动与革命思想的进步意义。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这是一起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侵略的伟大运动。”
“虽然义和团运动同样有着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在世界其它国家屡试不爽的殖民主义在中国破产了，对于这场运动的认知，国内争论良久，但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看看当时的西方侵略者和有识之士是如何说的。”
“英国海军元帅西摩尔在辛丑年正月的《万国公报》中回忆道‘如果义和团完全使用现代枪炮的话，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将全军覆灭。’”“德意志陆军上将瓦德西:‘吾人若一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其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
“而后瓦德西继续说道‘兹瓜分(中国)一事实为下策，如实行其下策，则后患不可不防矣。”
“美国著名作者马克.吐温:“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和义和团站在一起。他们是爱国者。”
“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如果说有所谓的‘神圣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
“列宁: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了英、法、德、俄、日等国的疯狂镇压，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些到中国来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所谓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能痛恨他们吗?”“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侵略者还是世界的正义之士，他们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都有着清晰而客观的评价，唯独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自称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却展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一面。”
“言归正传，严复先生的思想经历了维新、八国联军和辛亥革命三个阶段后，最终开始趋向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但他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启蒙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西方的思想开始全面流行于中国，各种思想的碰撞最终催生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一直流传至今，它推动了时代思想的解放和启蒙，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推动了学术研究，当然它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一场思想运动，它深刻的改变了过去中国的旧有思想，但其同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便是时代的思想者们通过这场运动，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文化落后、文明落后、思想落后、制度落后。”
“制度与狭义的思想落后是事实，因为它已经不适应现代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基础形成的新制度与狭义的新思想，但是这不表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落后，甚至也不表示广义上的思想落后，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工业即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
“工业的产生源自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一个延续过程的进步。中国之所以没有这种延续的过程进步，是因为在满清的统治下,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人为中断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的最终结果。”
“而过去的无数思想者们，都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思想、哲学等的全面落后，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知，西方近代形成的技术优势既不代表文化优势，也不代表文明优势，更和人种的优势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优势，是可以通过教育、学习等手段所掌握的。”
“所以，当有一天中国的工业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到同西方难分伯仲之时，人们就会发现，西方不仅在文化和思想上是落后的，而且他们的制度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今天暂时的落后不应成为否认自身一切的由来。”
“就如同那些要废除汉字的一些学者一样，这是一种自我文化否定且极其短视的行为，每一个支持者都会被历史记录再案,然后受后人千古唾骂，这个时间甚至不需要多久，三四十年即可，今天的一些人将来是能够看到那一天的。”
“新文化运动这一期间，各种思潮开始形成自有的认识，不同的思想者走上了不同的信仰流派，陈独秀、李大钊同志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而胡适先生皈依了自由主义;熊十力、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他们的新儒学等等等等，许多人士开始了自己拯救中国的新一轮探索与实践中去，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每一位，因为他们都是爱国者。”
“此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化，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组建了国民党，同时他也发现了苏俄共产主义的成功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价值，于是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展开了第一次合作。”
“但国共两党在于中国的治理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国民党并未汲取‘戊戌变化’失败的教训，依旧采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败退台湾，34年间这个政府有着无数次改变中国的机会，但是他们与当年满清的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由一个革命政党，逐渐退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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