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我用谎言建立起来的。但这些钢筋水泥是真的，这些产能是真的。
你以为派你来的那些伦敦的大人物在乎我是不是伯爵？
他们在乎的是，一旦把我抓了，这十万个如果不发工资就会暴动的华工谁来管？这条还没修完的铁路和船厂谁来修？
还是说，海军部打算派几个只会喝茶的官僚来接手这个随时会爆炸，被夷为平地的烂摊子？”
“你在威胁帝国？”柯林斯眯起眼睛。
“不，我在陈述。”
菲德尔冷笑，“我知道你们这群野狗为什么来。不是因为我是假的，而是因为我有用了。
法国人在安南吃了亏，你们想看笑话，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陈兆荣把事情闹大了，你们想控制他，却又抓不到他的影子。
所以你们找到了我。”
菲德尔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我是你们最好的手套。我是美国公民，我有华人背景，我是陈九的合伙人。
通过我，你们可以控制这支舰队的后勤；通过我，你们可以影响远东的局势。”
菲德尔举起酒杯，对着柯林斯做了一个致敬的动作，
“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一个听话的、能帮你们干脏活的代理人。”
柯林斯上校沉默了许久。
突然，他笑了起来。
“精彩。”柯林斯收起了那份文件，
“哈灵顿勋爵说得没错，你是个天生的赌徒。”
“门多萨先生。”
柯林斯走到桌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帝国不需要道德楷模，帝国需要能干的人。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苏丹有麻烦，在阿富汗要防着俄国人。远东那边，那个陈兆荣……他让我们既警惕又担忧。”
“我们可以忘记你的出身，甚至可以让纹章院给你补办一份真正的文件——只要筹码合适。”
柯林斯抿了一口酒，语气变得森冷，
“但是，我们需要保障。
我们需要一个更紧密的纽带。一个能确保你永远不会背叛大英帝国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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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
这一年的冬天，巴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寒冷。
波旁宫，国民议会大厦。
这里的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咆哮。
议会大厅外的协和广场上，聚集了超过上万名愤怒的巴黎市民。他们挥舞着三色旗，高唱着《马赛曲》，但歌声中夹杂着更整齐、更暴戾的口号：
“绞死茹费理！”
“我们要复仇！”
“这是国耻！国耻！”
大厅内，总理茹费理孤零零地站在讲坛上，像是一个等待被处决的囚徒。
海防港全军覆没的消息，经过长久的发酵，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变成了全民族的屈辱。
那不是一场简单的失利，那是自色当战役以来，法兰西军队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成建制毁灭。
“骗子！无耻的骗子！”
一名右翼保皇党议员冲出座位，将一叠厚厚的报纸狠狠地砸向茹费理。报纸散落在地，头版上那幅卡宾枪号自杀式撞击的漫画显得格外刺眼。
“你之前说安南只有一群拿着火绳枪的猴子！”
议员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说这只是一次武装游行！可我们的舰队呢？我们的凯旋号和巴亚尔号呢？成千上万名法兰西士兵，就这样被你送进了那个该死的东方泥潭！”
茹费理试图辩解，他抓着讲坛的边缘，“先生们，冷静……我们必须冷静。这是敌人的阴谋，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背后……”
“够了！”
一声如雷霆般的怒喝打断了他。
乔治·克莱蒙梭，激进共和党的领袖，缓缓站了起来。他面色铁青，
“茹费理先生，不要再提德国人了。哪怕是俾斯麦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也掩盖不了你的无能。”
克莱蒙梭走上讲坛，一把推开试图阻拦的卫兵，直视着全场五百名议员。
“先生们，看看窗外吧！听听人民的呼声！”
克莱蒙梭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煽动性，“就在昨天，我在蒙马特高地看到了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在巴亚尔号上服役。她问我：为什么法兰西的战舰会被一群黄种人击沉？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会被野蛮人践踏？”
“我无法回答！”
克莱蒙梭猛地拍击桌子，“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今天不做出决断，法兰西就不再是一个大国！我们将沦为欧洲的笑柄，沦为二流国家！”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支舰队，我们失去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军事威望！”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殖民地利益的问题了。这不再是关于大米、丝绸或者通商口岸的战争。”
克莱蒙梭转过身，指着茹费理，发出了最后的审判：
“这是一场种族战争！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决战！是一场关乎法兰西民族存亡的国战！”
“我提议——”
克莱蒙梭高举右臂，
“第一，立即罢免茹费理内阁！将所有涉嫌欺骗、隐瞒战报的官员送交军事法庭！”
“第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总动员！”
“第三，通过《爱国与战争特别税法案》，追加军费！”
“我们要把每一艘能动的战舰、每一门能响的大炮、每一个能拿枪的男人，都送到东方去！”
“我们要让那个叫陈兆荣的人，黑旗军、让那个腐朽的大清帝国，明白一个道理——”
“你可以击沉我们的船，但你无法击沉法兰西的灵魂！我们要用火与剑，把整个东京湾变成他们的坟墓！”
“复仇！复仇！复仇！”
无论是左派、右派、保皇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一刻，所有的政治分歧都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消融，或者被引导，被忽视。
全体起立。
五百只手臂高高举起。
茹费理瘫软在椅子上，
一台名为“复仇”的国家机器，正在轰鸣启动。
……
深夜，巴黎，陆军部。
新组建的战时内阁正在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
“海军部怎么说？”新任总理冷冷地问道。
“很糟糕。”海军部长面色灰败，“远东舰队全军覆没。我们失去了制海权。”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陆军部长拿出一份电报，“我们在安南陆地上还有人。波旁宫的那些老爷们只知道喊复仇，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河内还有八千名士兵，正面临灭顶之灾。”
“八千人？”
“是的。远征军残部，以及刚刚第二批抵达的支援军团。”
“他们被困在陆上。没有补给，没有退路。海防港被炸平了，红河航道被封锁了，勤王军和本地义勇疯狂骚扰，甚至南部也开始爆发骚乱。他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两周。”
“两周……”总理深吸了一口气，“两周后，如果我们不能从本土把舰队开过去……”
“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海军部长绝望地说，“从土伦港调集地中海舰队，最快也需要两个多月。”
“那就意味着，这八千人只能呆在原地等死？”
“不。”
陆军部长指着安南的地图，手指重重地戳在红河上游的一个点上。
“还有一个办法。一个疯狂的办法。”
“安南的指挥官米勒将军发来了决死电报。他拒绝困守待毙或者刮地三尺。他决定……北上。”
“北上？”
“是的。既然海路不通，那就打通陆路。既然没有粮食，那就去抢敌人的粮食。”
陆军部长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Sontay”——山西。
“山西。那是黑旗军的老巢，是红河三角洲的战略枢纽。那里囤积着刘永福劫掠来的无数粮食和弹药。而且，那是通往大清边境的必经之路。”
“他说：与其在河内饿死，不如在山西谋求胜利。如果我们能攻下山西，就能获得补给，甚至能直接威胁到大清的广西边境，逼迫清廷谈判，改变战争颓势，挽回民众的信心。”
“这是孤注一掷。”
“是的，这是赌博。用八千条人命，赌法兰西最后的尊严。”
总理沉默了良久。窗外，巴黎市民的复仇口号声依然隐约可闻。
“批准。”
总理签下了名字，笔尖几乎划破了纸张。
“告诉指挥官米勒。法兰西没有给他留后路。
要么带着胜利回来，要么……就死在山西的城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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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红河三角洲。
一支沉默的、甚至有些凄惨的军队，正在这片泥泞中艰难跋涉。
这是法兰西远征军剩余的主力。
八千三百人。
他们没有了往日的骄傲。军服被泥水浸透。
因为海路断绝，补给匮乏，许多士兵的靴子都磨烂了，像本地人一样用麻布和草绳裹着脚。
没有炮舰在河面上护航——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轻型炮舰，都已经变成了河底的废铁。
走在最前面的，是赫赫有名的外籍军团第一营。
这些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亡命徒，是这支濒死军队中唯一还保持着高昂士气——或者说杀气的部队。
他们留着大胡子，穿着标志性的蓝色大衣，即使在深至膝盖的烂泥里，依然保持着整齐的行军队形。
队伍的中间，是一面残破的三色旗。
旗帜下，跟随第二次远征舰队抵达的陆军统帅米勒上将骑在一匹瘦骨嶙峋的安南马上。
孤拔奄奄一息，由他来指挥。
“将军，前面就是山西的外围防线了。”
副官指着远处迷雾中若隐若现的黑色轮廓。
山西。
这座位于红河右岸的战略重镇，是黑旗军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巢。它背靠大山，面朝红河，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竹林和纵横交错的堤坝。
“停止前进。”
米勒举起望远镜，看着戒备森严的敌方阵线。
“将军，我们还要打吗？”
“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