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妨碍袁珙的谨慎。
所以袁珙除了写写文章，始终没有过深地参与过变法。
袁珙很清楚，姜星火想把他拉到这条船上来，而他无论是资历还是在朝中的人脉，都意味着只要他正式加入到变法派的阵营，那么天平就相当于投入了一个不轻的砝码，势必会影响到平衡。
毕竟，袁珙当年不仅给姚广孝和朱棣相面，预言朱棣四十岁由蛟化龙，而且与燕军中的那些将校，也颇有交集，这些人在十年后摇身一变，都成了公侯伯勋贵，哪个不念袁珙当初的预言呢？毕竟，这个时代的武人是普遍非常迷信这些东西的。
这就相当于本来就在立场上倾向于二皇子朱高煦，在利益上与变法深度捆绑的勋贵集团，将进一步在人情上也更加靠拢变法。
因为就像是张宇初时不时给淇国公丘福贡献一点龙虎山秘制大补丸一样，道门里的很多东西，譬如丹药、符箓，在勋贵群体中都非常受欢迎，谁家有什么事了，也喜欢请袁珙来做个法事。
袁珙就属于那种，公认道行高深且受人尊敬、人脉极广的大法师。
某种意义上，跟锦旗无数的老中医差不多。
姜星火也想的清楚，袁珙什么都不缺，对事情看的又这般透彻，可以说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典型，想要拉他入伙，不回答他关注的问题，肯定是不可能的。
于是，姜星火坦诚道：“对于士绅，自然是分化瓦解，拉拢一拨打压一拨。”
这个问题姜星火有过思考，这时候对答起来倒是条理清晰毫不费力。
“士绅转变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点便是经济来源，士绅虽然目前大部分都是地主，依靠土地经济，但人都不是傻子，随着海洋贸易的广泛开展，看到了新的利益，其中一部分近海的士绅，一定会投资海洋贸易，继而逐渐转型，而转型的士绅，利益基础就跟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士绅不同了，屁股不同，脑袋自然也不同；第二点则是上升通道，因为国子监在南京，所以一般而言，只有南直隶周边的几个布政使司的读书人有条件来国子监读书，而全国大部分的士绅子弟，都是靠着科举这条通道进入仕途，实现给家族的反哺的，但随着新的、更多更广泛的上升通道打开，有了部分改变的科举不再是士绅唯一的上升通道，那么未来诸如扩大规模建立分监的国子监，以及大明行政学校，就会吸引士绅子弟进入，到了那时候，这些人的立场自然也会发生改变。”
袁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却并没有说话，他似乎陷入了某些回忆当中，半晌才开口道。
“你的才学举世无双。”
“如果以学问论，便是逼平北宋五子，进入诸子之列，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有担当魄力，遇事处惊不变，且有远谋，能容忍妥协，非是短视之人。”
“你有很多有能力的追随者，你对症下药，给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这些人放眼历史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世，足以称为能臣干臣。”
“可你知道你缺什么吗？或许你自己都没看清楚。”
面对袁珙的问题，姜星火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旁观者未必清，但当局者大概率迷。
身在局中，即便尽力高屋建瓴，也难免被视野立场所困，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那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是像你一般年岁……”
袁珙缓缓道：“当年太祖高皇帝渡江，在采石矶全歼集庆（南京在元朝时的称呼）元军主力，后来一路势如破竹，在徽州，太祖高皇帝征求朱升对他今后战略的意见，朱升当时只说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于是，太祖高皇帝从志得意满中渐起畏惧之心。”
“你缺的正是畏惧。”
“去年我给你算了一卦，潜龙卦变相，当时我没想清楚，后来慢慢明白了。”
“震为雷，君子以恐惧修省。”
“你的道心或者说信念太过坚定，太过一往无前，对于一切都毫无畏惧，如果干不成你要干的事情，无法将这天地翻覆成你想要的样子，你是不肯罢休的，对不对？”
姜星火坦然以对：“不错，我当年从宣城敬亭山下离开，便立誓不成此事，定不回还。”
“那你有畏惧之事吗？”
姜星火想了想，摇头。
归根结底，他什么都不怕，肉身陨灭，亲近之人别离，功业崩坍……没有什么能让他惧怕的。
自古艰难唯一死，可他姜星火，委实不怕死。
“尝试着让自己畏惧些什么，或者说敬畏些什么吧。”
袁珙的话语似乎很有道理，也很有诱惑力。
是啊，人生在世，真有什么都不畏惧的吗？如果真的如此，那还是一个人吗？
正如袁珙刚才所说，“凡人怎么登神？”一样，反而言之，姜星火身上，究竟是要神性还是凡性？
但姜星火沉思片刻，反问道：“这就是你加入的条件吗？”
袁珙笑了下，只说道：“你可以这么理解，老朽年迈了，不能登上一个疯子驾驭的战车，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姜星火放下茶杯，缓缓起身，看着窗外，背对着袁珙，只念了一段话。
“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者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
“《宋史·王安石传》。”袁珙说道。
这是元朝脱脱等人编撰《宋史》的时候，在王安石列传里，介绍了王安石的早年经历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引用王安石的文章，其意义不言自明，就是对王安石一生主张的提纲挈领。
“是。”
姜星火转过身来，看着袁珙，轻声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非王荆公所言，但其意大抵如此。”
“这世上有没有天道、天理、天意？我说不清楚，想来你也说不清楚。”
“但我清楚一件事，此方世界，若是真有一个天道，那我也是天选。”
“我是天选，也是唯一。”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改变。”
“如果你想要我有什么敬畏的，我唯一所敬畏的，就是尚未被启迪的芸芸众生。”
“除此之外，我还畏惧什么呢？”
“这是我的答案，你满意吗？”
余光透过窗棂照在姜星火的身上，袁珙竟是一时间有些难以直视。
第五百三十八章 症结
“经年身事各如萍，今日相逢泪满缨……姜郎，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盛夏时分，姜星火在上海港口见到了李景隆。
姜星火笑容僵硬地接受了李景隆过于热切的拥抱，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整出了一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架势。
“先把部队安顿好吧，营房和各种物资都准备好了。”
税卒卫已经分批下乡了，而有了这些回归的远征军，手里有了武装力量，姜星火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前上海县令张守约经历了一轮迁转，如今已经荣升松江府知府，他从华亭县赶到了上海县亲自主持各种工作，很细心地把原先平叛部队当时驻扎的军营扩建了一轮，并且把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毛巾被褥等各式物资都给安排齐全了，远征军在海上颠簸许久，现在下了船，能好好歇一歇。
磨刀不误砍柴工不是？
进了上海县衙的花厅，两人倒上茶水，姜星火面色一敛，目光沉静了下来。
“怎么？松江府的情况很坏？”李景隆慢条斯理地喝了口热茶，问道。
姜星火摇了摇头，只道：“松江府的情况不算坏，但是从江南各府下乡的税卒卫反馈来看，其他府的情况有的很严重。”
“前两年进行了一轮摊役入亩，解决了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但归根结底，对于土地的很多问题还是没有一个深入的调查和解决。”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朱棣刚刚登上皇位，在统治基础非常不稳固的情况下能对徭役动刀，就已经是弥天大勇了，换别的皇帝，真就做不出来这种决策。
但前两年的情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至于土地本身的问题，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农业税收的问题，当时的大明中枢并没有能力解决。
可现在时移世易，不仅内外部基本稳定，而且能识字算数的税卒卫被大批地培训了出来，就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客观条件。
实际上，洪武朝虽然在一开始借着扫清张士诚势力等名义，把江南士绅砍瓜切菜一般清理了一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十年过去了，江南士绅们不仅没有衰败，反而在老朱的屠刀砍完以后，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生长起来，并且长成了一片片茂密的竹林。
解决徭役问题，并不是对土地变法的最重要步骤，相反，只是第一步而已。
现在通过各地的反应，以及自己沿途的实际考察，姜星火汇总得到的情况是士绅对田土和人口的侵蚀，已经严重削弱了大明在此地的统治根基。
田土和人口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财富，如果没有田土和人口，那么大明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就相当于失去了燃油和动力，根本无法进行运转。
而税卒卫下乡，虽然没有全部调查清楚，可根据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情况，就完成能够称得上是“触目惊心”了。
自耕农和佃农虽然没有了徭役的负担，但实际上的负担还是非常重，因为他们不仅要负担夏秋两税，而且还有各种朝廷并没有要求，但地方自己进行的临时摊派，除此以外，还有姜星火之前所说在税收中基层胥吏税官等人的敲诈勒索，这些累加起来，往往会导致家境贫寒的百姓鬻儿卖女……不过现在这种情况要稍微好一点了，因为百姓还有做工这条出路。
随着江南纺织业的大发展，不仅有官营的手工工场区，民间也出现了自发的私营作坊，萌芽极大地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纺织工人的需求增长了。
姜星火把一份报告文书抽出来，递给李景隆。
李景隆展开来看，却是朱勇的报告，这小子放弃了随父北征的大好前途，还真就塌下心来下乡了，而且文章虽然没啥辞藻可言，但起码语句通顺，能把话说清楚，这在现在武夫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文化水平了。
“岁征岁派亦既有常数矣，怎奈县中时时加派杂料，名色纷如，据称奉藩檄，然而诘问再三，根本无从究知。吏书神鬼其间，里长通为好利，巧者规免就减，愚者重征特困，使得乡间征敛无度，赋税繁苛，民间每遇加派，辄蹙额相告。
今之索费百端，有以灯物名之者、有以柴炭钱名之者、有以管饭钱名之者、有以募马钱名之者……加以里老之利害，而民闲不可言矣。
杂税则出人于之手，贫者无资以求于彼，则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市之，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弊也久矣！”
报告不长，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很严峻。
李景隆蹙眉道：“这样看来，府县所以不治，还是豪强胥吏之害。”
“是啊。”
姜星火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
“这种豪强胥吏联合起来，两头挤占正常资源的情况，现在不解决，以后必然会引发出难以遏制的动荡，必然会冲击到统治根基，若是再过二百年，这江南真就跟大明没关系了。”
姜星火说的是实话，到了明末，江南就是自成一体，甚至北京那边沦陷了，皇帝都自缢了，江南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依旧能够自己搞个南明出来。
说白了，明末那时候的朝廷，在江南连税都收不上来，派人去收税被一顿痛打，打死了都管不了。
“那姜郎打算怎么办？”
这种情况，你让李景隆想办法，他肯定是没办法的，但不妨碍李景隆相信姜星火有办法。
实际上，姜星火确实是有办法的。
根据之前的思路，第一个是清理勋贵豪强的非法占田，第二个是杜绝基层胥吏税官在税收过程中的上下其手。
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调查，姜星火把这两点，针对具体情况，进行了拓展，拓展成解决税收问题的四点症结。
这些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经过姜星火的思考，已经付诸笔端，打算以此作为此次税收改制的根本方法，传达下去广而告之。
第一点，是里长和粮长制度。
这个制度比较复杂，需要简单追溯一下历史渊源。
简单来说，在大明建立后并未立即制定统一的基层组织框架，各地的乡里组织有的是从元朝延续下来的，也有的是重新组编或创立的，直到洪武十四年，老朱才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制度，而此前从元代延续下来的乡村社会原有的基层组织，基本上都被整合到“里甲制”这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中。
里甲的具体编制方法，是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固定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好，而其余的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如果各里中有无力承担的年老、残疾、幼童、寡妇、外地寄居户等人，则称为畸零户。
此前便说过，在大明官方的基层制度上，其实是没有“乡、镇”这些概念的，这些都是自发形成的民间聚居区，在官方的标准里，只有“都”，所以在洪武二十四年第二次攒造黄册时，又规定组编里甲时应维护“都”这种原有的乡村区划的完整性，比如一都有六百户，将五百五十户编为五个“里”，剩下的五十户则分派于本“都”，附各里长名下带管当差，不许划拨别都人户补凑。
此外，在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福建等田赋数额较多的布政使司，大明还陆续建立了粮长制度，也就是负责税收时征粮的。
但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里长还是粮长，现在都开始走样了。
就拿里长制度来说，一方面是逃户问题，因为税收繁苛，即便没有了徭役的压力，农人的压力极大减缓了，可依旧在灾年有大批逃户，这就导致了里甲寥落户口萧条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是里长轮流做，可都是按照十年前的家庭收入情况来衡量的，到了十年后，可能轮到的人早已家道中落，一旦需要赔垫，那就是要闹到家徒四壁都赔不完、垫不完的。
显然，人都是会黑化的，你不能在利益面前指望人的道德自觉。
一些里长为了减轻自身压力，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任期内捞钱，就会借经办征收赋税之机，与衙门的官员吏胥税官等相互勾结，共同为非作歹，粮长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清理基层豪强和胥吏的时候，同样要大力整顿已经有些趋于崩坏的里长和粮长制度。
第二点，则是“经催”问题，也就是胥吏对于税收解运过程中的上下其手，这常常被基层官吏视为敲诈勒索的好时机，姜星火此前说过，便不赘述。
第三点，是“投靠”问题。
所谓“投靠”，在明初一方面是在土地田亩方面，士绅豪强通过所谓飞洒、诡寄、花分、挂虚等等方式，将自己的土地登记在别人名下，规免应承的税粮负担；另一方面是指应服徭役的男丁，为逃避沉重的摇役，被迫投靠到士绅豪强户下，成为豪门庇荫下的家丁、义男、庄户等等……不过好消息是徭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很多投靠在士绅豪强户下的人口，现在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户口里。
而无论这些弄虚作假的手段叫什么名字，具体手法有何不同，但其实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士绅豪强们用尽一切方法来把自己应该负担的赋税推到别人身上去，这种问题光靠正常的官场手段是解决不了的。
海瑞头够不够铁？骨头够不够硬？这是整个大明历史都能排到前列的，但即便如此，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隆庆四年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下大决心要纠正土地占有上名实不副、权利与义务脱节的畸形现象，大力摧折豪强，掀起过“退田”的高潮，然而也就过了几个月，就推行不下去了，举目所见，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他，所以想要廓清宿弊，特别是要动真格的剥夺士绅豪强的不法利益，必然会遭受到他们及其代言人的顽固抗拒和恶毒栽诬。
此前姜星火在对于士绅一体纳粮的制度设计当中，就提及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大明还是带清，对于这个问题都非常头疼，而能够真正触动问题根源的，还是得靠刀子。
参考四阿哥的经验，姜星火这次就准备了充足的刀子，打算对江南的豪强士绅比划比划。
这也是为什么非要等到李景隆的远征军回国，姜星火才打算正式动身。
第四点，则是“优免”问题。
在明初，这个词主要是指的对民间高龄老人及守寡节妇等特殊群体的体恤照顾，老朱在洪武元年下旨“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子待养，免杂泛差役”；洪武二年下旨“凡民间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令雇人代替出官；无田产者，许存侍丁，与免杂役”；洪武三年下旨“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间，除免本家差役”。
这些对特殊群体的体恤照顾，充分体现了老朱的人性化，问题不出在特殊群体上，而是出在官员上，优免政策里还有“官员亡故者，免其家服役三年；随朝官员，除本户合纳税粮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尽免”，其实老朱规定的已经很死了，对官员的优免是极有限度的，仅限于本户应出的杂泛差役，并未竭免其正项钱粮……老朱在世的时候，甚至对于公侯勋贵之家，也不容许其纵容家内佃户、仆役等不服份内的差役。
那么这样看起来，不就是差役的问题吗？现在摊役入亩，应该不存在优免政策出问题了啊！
可实际上，优免制度随着岁月的流逝、纲纪的松弛，已经开始变味了，不仅在徭役上官员享有这些优待，在赋税上也有，很多回籍居乡的官员自封为缙绅，不交赋税，不应徭役，已经成为了社会风气，甚至士子一旦取得功名，也俨然以新贵自居，要享受到实际上的特惠优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