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似沉默了一息，终是没有再多说。
他站起身来，俯身替她掖了掖被角，只道：“好好养病，多吃饭。”
李清照点了点头，看着他，轻声应道：“妾记下了。”
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官家也要保重。”
赵似脚步一顿，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已经把眼睛闭上了，眼睫微微颤动，像是在努力装睡。
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转身掀帘而出。
院中月色正明。
李格非仍候在月门处，见他出来，连忙迎上来。
赵似也不多言，只交代了两句：“往后府中有任何事，不拘早晚，第一时间报进宫来。不要怕打扰朕。”
李格非拱手过顶，深深一揖：“臣，明白。”
赵似点了点头，将斗篷重新罩上，由梁从政引着，踏着月色出了角门。
青帷小车辘辘启动，碾过巷中碎石子，往皇城方向去了。
车内，梁从政觑着赵似的脸色，试探着道：“官家，李家娘子的病……”
“没有大碍。”赵似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朕放心了。”
顿了一顿，他又睁开眼，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从政。”
“臣在。”
“今日之事，不会有御史知道的，对吧？”
梁从政被这句话问得背脊一凉，连忙躬身。
“官家放心，今夜随驾皆是臣亲自拣选的人。若有半个字泄漏出去，臣提头来见。”
赵似嗯了一声，又重新闭上了眼。
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响，在寂静的深夜里传得格外远。
他忽然又想起方才在房中，李清照闭眼装睡的模样，那颤动的眼睫，像是蝶翼一般。
嘴角不自觉又浮了起来。
...
此后五六日，宫中与李府之间书信不断。
赵似与李清照就这样隔着皇城，以笔墨往来，倒比此前隔帘相望时更亲近了几分。
赵似有时搁下笔，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两世为人，上辈子见惯了直来直往的男女关系，这辈子反倒像在写一部慢火细炖的传奇。
不过也好，朝堂上的事已经够快了，总要有一件事，可以慢一些。
当然，除了他们这些日子你侬我侬之外，民间倒是生出了一些议论。
先是酒楼茶肆里的闲谈，而后街巷闾里的传言也渐渐多了起来。
话头大致不差：都说官家太过仁慈，连谋反这种十恶不赦的罪名都能从轻发落。
有人掰着手指头算，王师约刺王杀驾，只诛一人。
这要放在汉武、唐宗手里，怕不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于是便有人拿他与仁宗皇帝比。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以“仁”治天下，包拯犯颜直谏，唾沫溅到御袍上，仁宗也不过拿袖子擦了擦，说一句“卿言是也”。
这等度量，百年以来一直被士大夫们津津乐道。
而官家被章惇吐口水，也没生气。
章惇结党营私，搁哪朝哪代都是死罪。
但官家居然也赦了。
很多人认为，如今的官家比起仁宗。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话传到赵似耳中时，他正在福宁殿批阅札子。
梁从政立在案侧，一面替他研墨，一面将这些坊间议论拣着要紧的说了。
赵似听完，将笔搁在笔山上，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仁。”
“他们说的仁，跟朕心里的仁，是一回事么。”
梁从政不敢接话，只将墨研得更匀了些。
赵似心里清楚。
这个时代的“仁”，是儒家经义里的仁，是宽赦、是容让、是垂拱而治、是君不与臣争利。
这种仁说到极致，便是仁宗朝的模样。
朝堂上一团和气，边境上岁币年年不断，士大夫们饮酒赋诗，赞颂太平盛世。
但他的仁，是带着现实主义底色的仁。
他不杀那十七家族长，不是因为他心软。
而是因为杀了他们，无非多出十七堆白骨，那些隐田、匿产、藏在远亲名下的脂粉田和埋在地底三尺的金银窖，反倒更难追索。
留他们一条命，他们就得老老实实配合清点，把百年来吃进去的东西一口一口吐出来。
所谓仁慈，不过是算盘拨到了第七颗珠子之后，选了一条代价最小的路。
他放下茶盏，说了一句：“百姓觉得朕仁慈，是好事。”
梁从政抬起头，有些不解。
“民心这东西，”赵似将札子翻了页，“就像田里的墒。太干了，种子不出苗。
“太湿了，根要烂。不干不湿，风调雨顺，才能长出好庄稼来。”
他顿了顿，又说：“百姓信得过朕，觉得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这便是最好的墒情。
“治国也好，变法也罢，说到底，不就是让人相信明天比今天强么。”
梁从政这回听懂了，躬身道：“官家圣明。”
“圣明说不上。”赵似摆摆手，“朕只是不想把事办砸罢了。”
十月八日，天朗气清。
好消息是接踵而至的。
先是十七家勋贵的财产清单呈了上来。
梁从政将厚厚的册子捧上御案时，赵似正在喝一碗粟米粥。
他放下碗，翻开第一页。
现钱三千八百万贯。
他在心里把这个数字反复确认了三遍。
不是布帛折价，不是田产估值，是现钱，是堆在库房里一箱一箱、一串一串的铜钱。
三千八百万贯。
大宋一年的正税，全部加起来，不过六千多万贯。
而这十七家勋贵光是库房里的现钱，就抵得上国家大半年的税收。
他继续往后翻。
田产账目最是庞杂。
京畿、京西、河北、两浙，处处有他们的庄子，少则百亩，多则数千亩不等。
店铺更加触目惊心，光在汴京一地，这十七家名下的酒楼、邸店、解库、质库，就不下百余间。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金银器皿、字画古董、珠宝玉器、绫罗绸缎，皇城司的吏员们已经折算不过来了。
只在册子末尾写了一行夹注：“以上诸物若折现钱，约略可得八千万贯。”
赵似将册子合上，吸了一口凉气。
一亿有余。
百年的积累，就攒出了这么一个数字。
这还只是十七家勋贵，不是全部。
太祖开国时封了多少功臣？
百余年来嫁了多少公主？这些人在大宋的肌体上吸血，一代一代，细水长流，竟攒出了小半个国库。
他还没从这口气里缓过来，梁从政又呈上了第二份册子。
西南来的。
或者说，是从赵令穰、赵仲忽名下那些遍布数路的产业里清点出来的。
赵似翻开。
第一页便是现钱数：四千八百万贯。
比十七家勋贵还多出一千万贯。
再往后翻，其余资产。
田产、矿山、盐场、铁铺、长生库里的放贷本金。
折合现钱一亿两千余万贯。
两笔加在一起，一亿七千万贯。
赵似将第二本册子压在头一本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
秋风灌进来，吹得案上的纸角啪嗒啪嗒地响。
他半晌没说话。
梁从政也不敢出声，只悄悄将拂尘从左手换到右手，又换回来。
“朕原先以为，”赵似终于开口，“对他们已经估计得很高了。”
他转过身来，脸上没有怒意，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还是低估了。”
他重新坐回案前，翻到册子末页，目光在一行行数字上扫过。
这些数字汇在一起，讲了一个比任何奏章都更真实的故事。
百余年来，宗室与勋贵是怎样一寸一寸地把田地从自耕农手里吞掉。
是怎样一文一文地把民间的活钱吸进自己的库房。
是怎样把大宋的税基掏出一个又一个窟窿。
自耕农越来越少，是因为地都被他们买走了。
买地的钱，是放高利贷赚来的。
高利贷逼得人卖地卖房，而买了地之后，又拿地去放更高的利贷。
这便是一个死循环。
而朝廷呢？
朝廷的税源在萎缩，开支却在膨胀。
养官、养兵、给辽国岁币、给西夏岁赐，哪一样都少不得一文钱。
朝廷只能把税往上加，加在那些还没破产的自耕农头上，逼得他们也破产，然后地又被宗室勋贵买走。
这便是北宋后期的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