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德明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只听好消息。
“黄生，您的方向我明白了，但有几点我需要提醒您。”刘德明的语气依然恭敬，但内容却不含糊。
“第一，康力投资的体量太大，我们就算投了三千万进去，在股东名单上也排不到前面。
话语权有限，只能做一个财务投资者。如果康力的管理层出了问题，我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他继续说道，“第二，我跟康力的人打过一次交道，他们的扩张速度很快，现金流一直绷得很紧。
几十间分厂，十万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支出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种高杠杆运营的模式，一旦市场有个风吹草动，风险不小。”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程控交换机这个方向虽然好，但技术门槛非常高。
康力有没有能力做出来，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做出来之后能不能拿到内地的入网许可，这些都是未知数。
我们投进去的钱，可能是三五年都看不到回报的。”刘德明说完，目光平静地看着黄家豪。
他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我反对”。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风险，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地摆在老板面前。
这就是一个好下属的分寸，不替老板做决定，但保证老板在做决定之前，知道所有的风险。
黄家豪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这一次的笑容比刚才大了一些，带着一种“我果然没看错人”的意味。
“刘经理，你说得都对。康力确实体量大、杠杆高、技术有不确定性。”他走回到椅子边坐下，语气淡定，“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
如果康力什么都好，体量合适、现金流健康、技术已经成熟，那还轮得到我们吗？
汇丰早就扑上去了，其它投资机构早就全资收购了。”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我们弘利做事的风格，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现成的。
但我们能做的，是在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先迈一步。
迈对了，吃肉；迈错了，认栽。但站在原地不动，连输的资格都没有。”
刘德明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他跟了黄家豪这么多年，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力、魄力和担当，是一般人学不来的。
他敢在别人都不敢动的时候动，不是因为他不怕，而是因为他把怕和不怕的分寸算得很清楚。
三千九百万港币，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放在地产市场上，连一块像样的地皮都买不到。
但如果用它来投资康力投资的原始股，哪怕只占一点点股份，也是搭上了一艘大船。
“我明白了，黄生。”刘德明郑重地点了点头，“我马上派人去接触康力方面，先摸一下他们的情况，看看合不合适成为他们的战略投资人。”
“好。”黄家豪站起身，拍了拍刘德明的肩膀，“具体的事你来办，我不插手。但有一个要求…”
“您说。”
“不管是什么条件，别让弘利实业在康力投资的股东名单上排得太靠后。”黄家豪的目光闪过一丝锐利，“哪怕只占一个点，也要占在前排。这个道理你懂的。”
刘德明当然懂。
在香港做生意，排位就是地位，地位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就是信息。
排在前面的股东，能提前知道公司的真实状况；排在后面的，只能等公告。
“我一定尽力。”刘德明合上笔记本，推门出去。
他在心里盘算着立马就要做的事情，去联系康力投资，摸底上市计划。
安排人做康力的财务分析和行业研究；同时也要做准备，万一康力的条件谈不拢，还得有备选方案。
他边走边想，三千九百万港币，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放在电子制造业，可以投一间中型工厂；放在制衣业，可以投两三间规模不错的制衣厂。
第208章 金融吸血鬼
一周后，弘利大厦。
会议室里那张能坐二十人的长桌今天只摆了六个席位，显得格外空旷。
但空气里透露着不轻松，因为谈判桌越小，往往意味着事情越大。
黄家豪提前十分钟就到了。他没有坐在主位上，而是站在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什么都没加的凉白开，目光落在维港对岸的天际线上。
十二月的香港难得放晴，阳光把海面晒得碎金闪烁。
李国基和梁博韬坐在会议桌一侧，面前的文件夹摊开，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标注了数字和备注。
梁博韬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放了一本空白的工作笔记和一支钢笔，姿态从容得像是在等待一场再普通不过的例会。
秘书敲门进来：“黄先生，花旗和高盛的客人到了。”
黄家豪放下水杯，转身走向门口。
先进来的是沙利文。花旗银行亚洲区债券业务主管，五十出头的美国人，头发灰白，身材保持得很好，一身藏青色西装剪裁考究，领带是花旗标志性的蓝红色条纹。
他在香港待了八年，粤语能听懂七八成，但从不开口说，这种刻意的距离感，是他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跟在他身后的是高盛投资的陈文华。四十岁，宝岛出生、美国长大，哈佛MBA，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美式口音的普通话。
高盛亚洲区的债券融资负责人，入行十五年，经手的亚洲美元债比任何人都在座的多。
“沙利文先生，陈先生，欢迎。”黄家豪伸出手，握得干脆利落，“感谢两位专程跑一趟。”
“黄先生客气了。”沙利文的粤语带着浓重的美式口音，“弘利置业是香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花旗非常重视这次合作。”
陈文华握完手落座，目光迅速扫了一圈会议室，六个座位，对方只来了四个人，这说明黄家豪不是来开茶话会的。
他在心里暗暗给了一个初始评分：是个明白人，不浪费时间。
寒暄不超过三分钟，李国基示意秘书上茶，关门，谈判开始。
陈文华没有拐弯抹角。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打印好的分析报告，推到桌子中央，语气专业而克制：“黄先生，我先跟你交个底。”
他翻开第一页，是一张几家评级机构对香港地产公司的评级对比表。
“弘利置业是华资地产商，没有外资股东背景，控股结构是纯本地资本。
这个属性在香港市场不构成问题，但在国际评级机构的框架里，这是一个扣分项。”
陈文华的手指在表格上点了点，“标普这边的初步意见，最多给到B+。”
黄家豪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B+是什么意思呢？”陈文华换了一页，是一张美债收益率曲线图，“现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13%上下，这是无风险利率。
B+评级的信用利差，市场公允价至少是400个基点。也就是说，纯信用发行的基准利率就要17%。”
他抬起头，目光直视黄家豪：“17%，这还是没算发行费用的毛数。”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
沙利文这时候接过了话头，语气比陈文华柔和一些，但内容同样不客气：
“黄先生，花旗这边做过测算，如果走无抵押发行，市场能接受的利率区间是16.5%到17.5%。
考虑到近期地位谈判虽未正式开始，但已经议论纷纷，总体来说消息面偏负面，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还会往上走。
坦白说，这个时间窗口发债，不是最理想的。”
他说“不是最理想的”，言下之意是：你现在发债，是逆风行船，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黄家豪靠在椅背上，右手的手指又开始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他知道这些人说的是事实，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正在用二十世纪最高的利率扼杀通胀，美债收益率高得离谱。
香港又恰逢在明年迎来地位谈判，Z治不确定性像一片乌云压在每一个国际投资者的头顶。
这个时候说发债，换了他坐在那些投资经理的位置上，也会要求至少两个百分点的风险溢价。
但他今天不是来接受事实的。他是来改变事实的。
“陈先生，沙利文先生，两位说的市场情况，我完全理解。”黄家豪坐直了身体，“但我想提醒两位注意一件事，我们这次发债，不是纯信用发行。”
他朝梁博韬偏了一下头。
梁博韬打开面前的文件夹，将两份装订整齐的资产评估报告推到两位投行代表面前。
“港灯市值64亿港币，弘利置业持有19%，按当前市价估值约12亿港币。中巴市值11.8亿港币，弘利置业持有17.2%，估值约2亿港币。
再加上弘利大厦的抵押权益和三处工商物业，合计抵押资产估值超过三十亿港币。”
梁博韬的数据背得滚瓜烂熟，“三亿美金的债，就算按最保守的抵押率五折算，覆盖率也接近百分之百覆盖。”
沙利文低头翻看报告，眉头微微动了一下。
他在花旗做了二十年债券业务，什么抵押品没见过，但像这样干净、透明、流动性好的资产包，在1982年的香港地产公司里确实不多见。
港灯是公共事业，中巴手握港岛最值钱的土地，这些都是欧美保险机构和养老金最喜欢的压舱石。
但沙利文的职业本能告诉他，不能这么早就让步。
“抵押资产的质量我们认可。”沙利文合上报告，语气不紧不慢，“但黄先生，抵押品只能降低违约风险，改变不了利率环境。
市场要求的400个基点利差，不会因为你有抵押品就降到200个基点。这是市场情绪的问题，不是信用质量的问题。”
黄家豪听出了沙利文话里的意思就是你想用抵押品压利率，可以，但幅度有限。
他换了一个方向。
“陈先生。”黄家豪的目光转向陈文华，语气里多了一层东西，像是暗示，又像是提醒，“高盛投资跟我们弘利，应该不算新朋友了吧？
弘利投资过去三年在高盛的衍生产品交易量，没有百个亿也有几十个亿。这次发债，高盛作为承销商，难道不能出个担保函？”
担保函。
这三个字一出，陈文华的眉头终于皱了一下。
这是一张硬牌。高盛如果出具担保函，等同于用自己的信用为弘利置业的债券背书，评级机构的看法会立刻改变，B+的评级至少能拉到BB+甚至BBB-，利差至少能压下去100到150个基点。
但问题是，担保函不是白给的。
陈文华沉吟了片刻，脸上浮起一个标准的投行式微笑，看上去很礼貌、专业，但底下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黄先生，担保可以谈。”他慢慢说道，“但有两个条件。”
黄家豪抬起下巴，示意他说下去。
“第一，担保费1.5%，按发行额一次性收取。这不是高盛单方面的要求，是市场惯例。
我们承担了发行方的信用风险，这个成本必须覆盖。”陈文华竖起第一根手指，然后竖起第二根，“第二，路演必须去伦敦和新加坡。
欧洲和东南亚的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了解比美国机构更深入，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们讲清楚弘利的故事。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加重了半度：“路演过程中，如果出现跟香港地位谈判相关的负面消息，导致投资者信心动摇，黄先生你需要承诺，弘利投资的大股东要在二级市场增持债券，稳住价格。”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紧了。
这个条件意味着什么，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所谓“大股东增持稳市”，就是让发行方自己给债券兜底。
市场好就罢了，市场一旦恶化，黄家豪就得真金白银地砸进去买自己的债，一边付利息一边买债券，等于左手倒右手，白白亏掉流动性。
用香港资本市场上的行话来说，这叫“自己吹唢呐自己抬轿”。
刘德明握笔的手顿了一下，但她没有抬头，只是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了几个数字。
李国基的表情看不出变化，但放在桌面下的左手已经攥成了拳头。
梁博韬倒是面色如常，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条款。
投行就是这样，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推杯换盏的时候一口一个“合作伙伴”，一旦坐到谈判桌前，条件一条比一条狠。
担保费要收，稳市义务要背，路演要配合，风险全在发行人这边，他们只管赚承销费和担保费。
这就是生意。
黄家豪沉默了大约十秒钟。
他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身体微微前倾。
这个姿态的变化幅度很小，但整个会议室的气场都跟着变了，像是一头猎豹收紧了后腿的肌肉，准备扑出去。
“担保费，可以谈。”他一字一顿，“路演，按你们的安排，伦敦、新加坡、纽约，你们说去哪我们就去哪。”
沙利文和陈文华交换了一个眼神。条件都答应了？这么爽快？
但黄家豪的下一句话，让他们知道没那么简单。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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